约翰·巴斯蒂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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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重要的作曲家相比，巴赫的一生仅仅局限在地理范围极其有限的几个地方。出生长大在图林地区(Thuringia)的他往北没有远过汉堡(Hamburg)和吕贝克(Luebeck)，南边没有超过Carlsbad。他最东到的是德雷斯顿(Dresden)，西边则是卡塞尔(Kassel)。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生在艾森纳赫(Eisenach)，位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州(Thueringen)的一个小镇。塞巴斯蒂安的父亲，约翰·安布罗休斯·巴赫(Johann Ambrosius BACH, 1645－1695)，自从1671年就作为镇上弦乐手，管风琴手兼小号手住在这里。1668年，他和从小镇东边大城市埃尔福特(Erfurt)一个音乐世家来的姑娘拉莫希尔特(Elisabeth LAEMMERHIRT, 1644－1694)结婚。塞巴斯蒂安出生在1685年3月21日，是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塞巴斯蒂安在小镇上的圣格奥尔格教堂(St. George)接受洗礼，记录的出生日期是1685年3月23日。现在被认作为巴赫出生的地方已经成了一家博物馆，然而更为可信的是，巴赫出生在路德大街(Luther Str.)，可惜这条街上巴赫时期的房屋早已经完全消失了。

巴赫的家庭是个有着音乐传统的家庭。这个大家族已经诞生了几代的音乐家，期中比较有名的有约翰·米歇尔·巴赫(Johann Michael BACH)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巴赫(Johann Christoph BACH)。

塞巴斯蒂安的母亲在1694年过世，他的父亲隔年也离开了人间，此时的巴赫才九岁。在五个幸存的孩子里，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兄弟约翰·雅可布·巴赫(Johann Jacob BACH)寄住在奥德鲁夫(Ohrdruf)的哥哥，另外一个叫约翰·克里斯朵夫·巴赫(Johann Christoph BACH)的家里。

据说塞巴斯蒂安的第一堂钢琴课是他的哥哥克里斯朵夫教的。当然，这应该只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塞巴斯蒂安以他的音乐天赋，其实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是音乐多面手了。随后，巴赫在奥德鲁夫的学会里学习拉丁语，同时担任学校演唱团的歌手。1700年，由于哥哥已经负担不起他的日常开销，于是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同学埃德曼(Georg ERDMANN)一起离开了奥德鲁夫前往吕内堡(Lueneburg)。

根据吕内堡古老的规定，穷人的小孩可以通过在圣米歇尔教堂(St. Michael)的唱诗班里当诗童来抵消在拉丁语学校学习所需的费用。于是，巴赫和埃德曼在晨祷唱诗班里当起了歌手。在这里，巴赫不但获得经济来源，而且朝他的音乐生涯迈进了一步。学校有非常浓厚的音乐传统和一个著名的音乐图书馆－－伟大的祈祷领唱家普拉托里斯(Friedrich Emanuel PRAETORIUS, 1623-1695)就捐献过许多音乐手稿和印刷品。在普拉托里斯去世的时候，图书馆已经有了175位作曲家的1102部著作。这些都是丰厚的遗产，巴赫在此充分熟悉了十七世纪的德国唱诗班的传统。

圣米歇尔教堂也有一所培养法国式音乐和礼节的贵族学校。附近的公爵资助法国乐队固定地在那里演出，当今研究认为这种法国风尚对巴赫日后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短暂的吕内堡的日子里，巴赫已经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管风琴师了。由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不可能是突然的事情，所以除了他自己早先在家庭里所受的教育外，在吕内堡想必也有众多的机会熟悉和练习键盘乐器。没人知道，但也无法否认，他曾向同样来自图林根州的管风琴家伯姆(Georg BOEHM)请教过。伯姆是约翰尼斯教堂(Johannis)的管风琴家，他也谱写一些受法国影响的键盘音乐，这些对早期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同时，年轻的巴赫也深受住在汉堡的伯姆以前的老师，七十八岁高龄的兰肯(Johann Adam REINKEN)的影响。巴赫为了熟悉兰肯的作品，曾经去过汉堡好几次。1701年的暑假，巴赫步行48公里，到北部的汉堡去聆听兰肯以及其他一些作曲家的演奏。荷兰血统的兰肯是许多十七世纪荷兰作曲家以及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管风琴家的老师。巴赫在此经受了大量的荷兰风格以及间接的英国作品的熏陶。

巴赫离开吕内堡的时期非常模糊，在1702年的复活节左右，大概是因为应聘桑格豪森(Sangerhausen)的管风琴师的缘故。十七岁的塞巴斯蒂安被那个城市的主考们一致选中，不过决定权在萨克森-维森菲尔斯(Saxony-Weissenfels)的公爵恩斯特(Johann ERNST, 1664－1707)(魏玛(Weimar)的两大公爵之一)手中，他在为自己寻找合适的人选。不过巴赫只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1703年3月到8月)，随后他去了安斯塔特(Arnstadt)。

虽然那时期的安斯塔特只有3，800多居民，可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小镇，巴赫在此获得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1703年8月，他被任命为新教堂(Neue)的管风琴师。从他的工资单上两倍于他随后(1707)在缪尔豪森(Muehlhausen)的薪水来看，当时巴赫作为管风琴师应该已是享有盛名。

塞巴斯蒂安在安斯塔特的生活并不十分顺利。他过于着迷于管风琴以致不愿意认真地和教堂唱诗班的诗童们一起排练，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为此他陷入冲突，在1705年的夏天，他甚至和巴松管手盖尔斯(GEYERS)在大街上干了一仗！

1705年末，巴赫获得了四个星期的假期前往吕贝克熟悉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的音乐。1705年十月份，巴赫步行200英里前往吕贝克，自从呆在那里，他就被布克斯特胡德的管风琴音乐给深深吸引。当然，布克斯特胡德也是一位多产声乐作品的作曲家。尤其是他在玛丽教堂(Marien)的“晚间音乐会”(Abendmusiken，一种有组织，吸引游人前往吕贝克的活动)非常有名，想必让巴赫念念不忘了。甚至有可能，他也是其中的演奏者之一。布克斯特胡德的声乐作品(像Castrum Doloris，如今仅保留了唱词)可能对巴赫早期的声乐作品有直接的影响，比如“上帝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Gottes Zeit is die allerbeste Zeit，BWV106)。

巴赫回到安斯塔特已经是1706年1月中旬，而不是四个星期假期后(因为“晚间音乐会”还是一位少女？)，这让教堂的主管机构非常不高兴。更有甚者，巴赫居然在自己例行公务的时候，掺入他新学的管风琴技巧，据说这让事先没有准备的唱诗班一片慌乱。同时，他被指控在布道的时候去酒馆，在教堂和未婚女子弹奏音乐，等等。大多数传记学家认为，这女子就是他的二堂妹，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玛丽亚·芭芭拉(Maria Barbara)。有什么证据呢？原来芭芭拉和塞巴斯蒂安居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对于这么少人口的小镇来说，这可不能算什么陌生女子。从那以后，塞巴斯蒂安就没有完全遵从圣徒应该的生活。别把我们的英雄搞得那么罗曼蒂克，以致和他的真实面貌大相径庭：步行200英里去北部的德国，唯一的目的就是感受像兰肯和布克斯特胡德这样的老头的影响－－尽管这影响是巨大的，可是听起来这解释还是有点夸张。

总之，巴赫在安斯塔特的日子所剩无几。最后，他在缪尔豪森找到新职位，于是就辞去了安斯塔特的工作。

当缪尔豪森布拉休斯教堂(Blasius)的管风琴师阿勒(Johann Georg AHLE)于1706年12月2日去世后，这个城市迫切地希望复兴日渐衰退的音乐。1707年4月24日，也就是复活节，塞巴斯蒂安 巴赫以管风琴师的身份参加了演奏考试，曲目可能是“基督躺在死亡的午后”(Christ lag in Todesbanden，BWV4)。同年的6月，他赢得缪尔豪森管风琴师这个颇具声望的职位。

这儿的一切似乎都比他在安斯塔特的要顺畅。当获得了一小笔从他舅舅拉莫希尔特(Tobias LAEMMERHIRT)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后，他终于可以和他的二堂妹芭芭拉结为伉俪。1707年10月17日，婚礼在多恩海姆教堂(Dornheim)举行。

可能是受布克斯特胡德的“晚间音乐会”的影响，巴赫在缪尔豪森对创作宗教声乐作品日益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当然，也有可能是布拉休斯教堂相对于安斯塔特的新教堂来说显得更加具有声乐传统并且有一套更加完善的声乐设备。在此，芭芭拉从未被提及过，可是不能否认她对丈夫兴趣转移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要知道，她的父亲就是一位多产的声乐作曲家。
不管怎么说，甚至连巴赫最早的康塔塔也算是上乘的大家之作。在缪尔豪森创作的康塔塔中，上帝是我的国王(Gott ist mein Koenig，BWV71)就曾经出版过。实际上，这也是巴赫一生中唯一出版过的康塔塔。可那时，不论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还是亨德尔(Georg Friderich HAENDEL)都还没有出版过作品，所以1708年2月4日对这位22岁的年轻作曲家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很久以前，巴赫就对缪尔豪森流行的“极有规律的宗教音乐”表示不满。传统的诠释批判了两派牧师关于神学的争论上的失败。这争论的两派，一边是由巴赫的上级牧师弗洛纳(J.A.FROHNE)领衔；另一边则是以正统的路德教派艾尔玛(EILMAR)牧师为代表。虽然包括巴赫的上级牧师弗洛纳在内，牧师们大多也不愿意接受博大的宗教音乐，而当今巴赫的研究者们则试图减小这场争论对塞巴斯蒂安的影响。更为关键的事情恐怕是1707年5月30日的一场大火，摧毁了四分之一的缪尔豪森。这场灾难毫无疑问沉重地打击了缪尔豪森的经济。对教堂音乐来说，城市的氛围也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满意。而巴赫是个非常有抱负的人，他迫切地希望提高自己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作为一位管风琴师和作曲家，他的名望在迅速地增长，一年内他就已经不满足被局限在缪尔豪森这个职位上了。尽管如此，巴赫仍旧保持着和缪尔豪森的良好关系。在他的建议以及指导下，重建布拉休斯教堂的管风琴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他和艾尔玛牧师的私人关系也不错。艾尔玛后来成了巴赫第一个小孩卡特里娜·多萝丝(Chatharina Dorothea)的教父。

魏玛是巴赫名声鹊起的主要地方之一。搬到缪尔豪森北部仅40英里远的魏玛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不但工资翻番，他的专业水准也极大地提高。巴赫在1703年曾在于此的约翰·恩斯特公爵(Johann ERNST)手下做过一个短暂的小提琴手。1707年J.恩斯特公爵去世，此后，威廉·恩斯特公爵和1709年接替约翰·恩斯特公爵的奥古斯特(Ernst AUGUST)一起统治着魏玛。威廉·恩斯特(1662－1728)是路德教派的统治者并且是宗教音乐的赞助人。他聘用巴赫担任管风琴师和乐队成员并且鼓励巴赫发挥自己在管风琴上的独特天赋。巴赫和奥古斯特(1688－1748)以及他的弟弟约翰·恩斯特二世(Johann Ernst Jr., 1696－1715)保持良好的关系。总的来说，塞巴斯蒂安在保持对两方公爵的忠诚方面遇到不少麻烦，因为在威廉·恩斯特公爵和奥古斯特之间有着许多紧张，复杂的事情，甚至是公开的敌视。恩斯特二世其实具有不错的音乐天赋，可惜过世太早，仅仅活了19岁。他曾经向巴赫在魏玛的朋友以及亲戚瓦尔特(Johann Gottfried WALTHER)学习作曲课。恩斯特二世在1713年左右也曾远游至阿姆斯特丹，带着大量的意大利音乐返回。塞巴斯蒂安对这些意大利素材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管风琴翻译，期中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的1712年协奏曲全集(L’Estro armonico)对巴赫的作曲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巴赫的发展道路上这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此后，他将自己早期的对位风格和北德以及法国的影响，还有维瓦尔第式的和声模式，主题旋律结合到一起。

巴赫现在才23岁，有着丰厚的收入，并且有一位理解支持他的妻子芭芭拉。当他们到魏玛(1708)后不久，第一个孩子多萝丝降生了。和威廉·弗里德曼(Wilhelm Friedemannn, 1710年11月22日出生)以及卡尔·菲利普·艾玛努尔(Carl Philip Emanuel, 1714年3月8日出生)不同的是，她没有成为伟大的作曲家。虽然最初这个家庭充满着祥和的气氛，可是1713年降生的双胞胎却可惜地夭折。这些孩子的教父有些非常出名，比如泰勒曼，1712年以来一直是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音乐指导，作为艾玛努尔的教父，他和巴赫家族有着很好的关系。

在巴赫的一生中，他始终在为改进管风琴性能呕心沥血。比如特雷布斯(Heinrich TREBS)对魏玛教堂的管风琴的改进就是在巴赫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在1708年到1714年，巴赫一直在集中精力地练习管风琴和作曲：大多数他的管风琴作品都可以溯源到魏玛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他这些年在其他领域的活动，可是创作康塔塔并不可一笔带过。要知道，1713年康塔塔“让我惬意的是这愉悦的狩猎”(Was mir behagt, ist nur die muntere jagd，BWV298)就曾在维森菲尔斯(Weissenfels)为地方公爵演出过。这是塞巴斯蒂安的第一部世俗康塔塔，也是第一部叙事以及咏叹式的新意大利风格康塔塔。萨克森-维森菲尔斯公爵是一位极其奢侈的暴戾之君，一直鱼肉他领地内的百姓，给他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种种不幸。可是巴赫认为他能够帮助自己提升社会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地去迎合这位狩猎狂似暴君的种种口味。在巴赫恭敬的康塔塔中，这维森菲尔斯的猎人居然被称为“温雅的基督徒”和“善良的牧羊人”。

1713年，巴赫获得一个机会去接替亨德尔的老师，扎可夫(Friedrich Wilhelm ZACHOW)在哈勒(Halle)的圣母教堂(Liebfrauen)的职位。那里，巴赫举行了一场管风琴演奏会，而且可能演奏的是康塔塔“我有太多苦难”(Ich habe viel Bekuemmernis，BWV21, 这有很大的争议)。他的地方追随者，哈勒的海涅休斯(Johann Michael HEINECCIUS)牧师将其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让其按规定歌词现场编写康塔塔。他住在最好的金色光环旅馆(Zum goldenen Ring)，有免费提供的食物，烟叶以及酒水任其选用。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这个工作。可当魏玛的威廉·恩斯特公爵给他双份的薪水时，他决定还是呆在老地方。1714年3月2日，威廉·恩斯特公爵任命他为演奏总指挥。就像我们前面了解的一样，巴赫其实在他的职业行为里，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他有一个不断庞大的家庭要养活，包括芭芭拉的没结婚的姐姐，费德里娜·玛格丽塔(Friedelena Margaretha)－－作为巴赫家里的成员之一，她常常被忽视。她死于1729年。

在新职位上，他一个月写一首康塔塔(在后面的莱比锡(Leipzig)，有段时期，他甚至需要一个星期写一首康塔塔！)，这些都是1713年起巴赫已经采用新意大利风格写成的康塔塔。大多数的唱词是由魏玛的高级教会议会书记员，教会图书员，钱币收集专家弗朗克(Solomon FRANCK, 1659－1725)编写。其他的康塔塔歌词(包括魏玛和莱比锡时期)是由勒姆斯(Georg Christian LEHMS)和纽麦斯特(Erdmann NEUMEISTER)编写的。纽麦斯特(1671－1756)自1715年以来一直担任汉堡的雅可比教堂(Jacobi)的高级牧师和康塔塔唱词现代化革新的发起者。

这些日子里巴赫的名声已经远远地传出魏玛。汉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作家，马特松(Johann MATTESON, 1681－1764)在他1717年出版的书“被珍藏的乐团”(Das Beschuetzte Orchestre)中认为，巴赫是“魏玛地区最为著名的管风琴师”。还有一个例子也暗示巴赫日益显赫的名声，一个关于他和著名的法国宫廷键盘大师玛香(Louis Marchand, 1669－1732)比试技艺的故事。根据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巴赫在1717年秋天到德雷斯顿游玩，同时遇到玛香，于是约定举行一次键琴比赛。玛香被巴赫精湛技艺的传言和巨大的声誉给吓着了，于是根本就没敢在比赛那天露面。

巴赫的名声吸引大批的学生，像克雷布斯(Johann Tobias KREBS)，舒巴特(J. M. SCHUBART)。在这些可圈可点的学生中还有巴赫的亲戚约翰·洛仑兹·巴赫(Johann Lorenz BACH)和约翰·伯恩哈特·巴赫(Johann Bernhard BACH)等。

巴赫在魏玛的工作戏剧性地结束，原因是他过于亲密共同摄政的奥古斯特，于是另一位公爵，威廉·恩斯特禁止巴赫给其对手提供一切音乐服务。巴赫固执地拒绝遵从，于是当年迈的德雷瑟(Johann Samuel DRESE)在1716年过世的时候，巴赫被免除接替教会主持(Capellmeister)的职务。该职务被德雷瑟并不出色的儿子约翰·威廉·德雷瑟(Johann Wilhelm DRESE)担任，而巴赫甚至没有出现在终审名单上。巴赫感觉被欺辱了，1716年突然中断康塔塔的创作——这让人怀疑巴赫创作宗教音乐的初衷仅仅是因为受上帝荣耀的感悟。幸运的是，由于列奥帕特·安哈尔特-科腾王子(Leopold von Anhalt-Koethen)对巴赫献给他的姐姐和奥古斯特公爵结婚时的婚礼进行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巴赫从列奥帕特王子那里得到了另外一份工作(这次是作为教会主持)，可是威廉·恩斯特公爵拒绝让塞巴斯蒂安去他的死对头奥古斯特的小舅子那里。巴赫甚至被拘禁了一个月(11月6日到12月2日)，才被免除一切荣誉地释放了。终于，巴赫可以毫无缧绁地去科腾(Koethen)了。

1717年12月，塞巴斯蒂安开始担任科腾教会主持的职务。想必这个职位是很空闲的，因为他12月6号还跑到莱比锡去测试一台新买的管风琴。他的23岁的新搭档列奥帕特王子(1694－1728)是个音乐狂热分子，巴赫非常地喜爱他。这位王子许多现存的肖像看上去非常的甜美，甚至有点像天真无邪的蒙娜丽莎。

两年前，年轻的列奥帕特王子已经从他母亲阿格尼斯(Gisela AGNES)的手中接过王子的执政权。他母亲是这个开尔文式宫廷中活跃的路德教派分子，仍旧握有许多实权。不过当王子把自己四分之一的开销用在他心爱的乐队上的时候，开尔文派和他母亲都没有反对。王子亲自挑选了许多身价昂贵，来自柏林的大师，而巴赫的慕名前来让他的乐队更加辉煌。王子能够演奏多种乐器，比如小提琴，中提琴以及钢琴，并且很喜欢在乐队里当一个复杂的卡拉OK演奏者。很明显，他母亲不想让乐队在宫廷里占据过多的时间，于是他们就搬到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排练。当然，巴赫以此可以获得额外的一笔收入。

除了为乐队写作品，巴赫在科腾时期也创作了许多室内乐作品。1719年他前往柏林替宫廷购买一件庞大的米特克(Michael MIETKE)制造的键琴，这可能也大大地激发了他键盘音乐的创作。在这个开尔文式的宫廷里，巴赫并不需要谱写室内乐。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因为从记载来看他这段时间创作了形式更加自由的室内乐，而且经常到处替别人测试管风琴。在1718年和1720年的夏天，贪玩的列奥帕特王子甚至带着他的乐师们去Carlsbad(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消暑，洗温泉浴－－而从科腾到Carlsbad的路径，哪怕 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大好走。

众所周知，这地方(Carlsbad)的水哪怕加入一些矿物质也不见得比家里的水要对身体更有益处。所以，洗温泉浴估计是个托辞，大概是王子想到处炫耀一下自己的乐队吧。巴赫音乐的爱好者们愿意花费一笔钱来和他们的英雄一起体验在这样一个优美环境里行走一天，哪怕是只有一个小时。不管水的质量如何，想必他们这次是好好地享受了一把。

可是，唉，死神的打击又一次光临巴赫的生活：当他返回科腾的时候，妻子由于短暂的小疾不幸身亡，早在7月7日就已经下葬了。遗留给巴赫的是四个年幼的小孩：多萝丝，弗里德曼，艾玛努尔和伯恩哈特(Johann Gottfried Bernhard)，还有三个夭折。通常的传记都会说，这时的巴赫需要一位新的妻子来照料小孩们，这也太低估巴赫的能力了。当然，可能有人有种曲解，会认为巴赫是一位圣徒，一位通往马太苦难之路的“第五位福音布道者”。女人，在他们的观点中只是小孩们的看护人，其中最好的不过是替大师抄录音乐或者吟诵歌唱作品，或者间或地在家中弹奏一些简单明快的曲子罢了。

可是，所有的事实却和他们的见解背道而驰。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芭芭拉的姐姐玛格丽塔，她一直呆在巴赫家中直到1729年去世。她难道不能照料小孩么？再者，新来的新娘维尔肯(Anna Magdalena WILCKEN, 或者称做WUELKEN，维森菲尔斯宫廷小号手的女儿)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高音，她甚至在自己1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挣钱，薪水相当于堂堂的教会主持及自己爱人塞巴斯蒂安收入的一半。玛格达丽娜和她35岁的恋人相爱的时候可能才19岁，在婚礼(1721年12月3日)举办前，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一年多了。同时，他们分别成了科腾酒店老板小孩的教母和教父(巴赫似乎和酒店很有渊源，想想他在安斯塔特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相爱的，又如何相爱的呢？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前妻的小孩对这位新来妇女的怨恨－－1750年，当巴赫去世后不久纷纷远离她？尽管巴赫第一次的婚姻是众所周知的幸福，然而这一次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奥帕特王子深深地淫浸在自己的幸福的婚礼里，新娘是他的堂妹安哈尔特-伯恩伯格的亨列塔(Friederica Henrietta von Anhalt-Bernburg, 在图林地区没有通婚的限制)。可这位美丽的公主，据说却是一位极度反感音乐的人，因为巴赫曾经指责可怜的公主是科腾日渐低迷的音乐气氛的肇事者(在1730年给幼时同窗埃德曼的一封信中提及)。不过，当今研究一致认为科腾音乐的衰亡在于列奥帕特王子花费大笔的金钱装备他的普鲁士军队，以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音乐的发展。另外还要提及的是，这位可怕的音乐反对人士在巴赫前往莱比锡的时候已经死去。

考虑到科腾的环境日渐不适合自己音乐的创作，巴赫从1720年起一共寻觅了三个职位。在列奥帕特王子和反感音乐的亨列塔结婚前一年，也就是1720年底，塞巴斯蒂安申请汉堡的雅可比教堂(Jacobi)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这所教堂有一架非常出名的四排键的施尼特格尔管风琴(Schnitger)。巴赫在此的辉煌演奏给当时已经年届百岁高龄的兰肯非常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可是由于巴赫拒绝给教堂基金捐献一笔高昂的费用，于是工作被另外一个人接替。巴赫同时在寻找其他工作的线索可以从他献给勃兰登堡(Brandenburg)路德维希公爵(Margrave Christian Ludwig)的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件事看出来。路德维希公爵在柏林的城堡里有支乐队，塞巴斯蒂安向他暗示自己具有“上天赐予的一点点音乐天赋”。可这样暗示市的请求没有激起公爵一点反应。塞巴斯蒂安第三份申请非常成功，自然这也是他的三次申请里最后的机会了。在1723年4月，巴赫成为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St. Thomas)的音乐指导库瑙(Johann KUHNAU)的继任者－－这个职位是泰勒曼(在汉堡担任音乐总监)放弃以及格劳普纳(Christoph GRAUPNER)从达姆斯达特(Darmstadt)的宫廷职位上无法脱身后才轮到他的。

除了因为科腾日益糟糕的音乐环境，巴赫寻找合适的位置也是为了他的儿子们日后接受更好的教育(在1730年，给埃德曼的信里提及)。另外，通常的传记解释，巴赫对汉堡和莱比锡的职位感兴趣是因为他想再次开始写些声乐宗教作品。有些传记家甚至把巴赫写宗教音乐的新兴趣和他第一任妻子之死联系起来。同样也没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巴赫认为宗教音乐是自己真正的职业，虽然他写了大量的宗教音乐，不过，相对于他对纯器乐作品的创作来看，后者还是更加稳定，而且占据了他一生中大多数的光阴。文献记载表明，巴赫申请新职位的动机往往和对提升自己音乐职位，声望当然还有金钱的向往紧密联系的。还要提一句的是，他对勃兰登堡路德维希公爵的暗示和宗教作品一点关系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奇怪，文献里巴赫二十岁的妻子玛格达丽娜一点也没有被提到。一位作曲家，一位非常热爱自己那位具有女高音天赋的情人的作曲家，为什么没有重提丁点对声乐作品的兴趣呢？巴赫寻求的三个职位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大城市。或许因为玛格达丽娜以及渐渐长大的孩子们对科腾这个小地方感到无比厌倦吧。这地方是花了钱还找不到什么乐趣。于是，“老爸，我们去汉堡或者柏林换换环境吧！－－哪怕莱比锡也行啊！”尽管巴赫一家搬到莱比锡去了，塞巴斯蒂安仍旧替他的王子保持着荣誉教会主持的职位。这位巴赫敬爱的王子卒于1728年，年仅33岁。

泰勒曼(1681－1767)，汉堡的城市音乐总监，1722年8月11日被选为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的音乐指导。泰勒曼是那个时期最为著名的作曲家，自然是莱比锡的首选。可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泰勒曼决定还是留在汉堡。然后格劳普纳，达姆斯达特的宫廷教会主持，接下来自然就成了合适的人选。格劳普纳以前在圣托马斯(教堂)学院学习，也曾是莱比锡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可是，黑森地区(Hesse)的领主不愿意让他的教会主持离开，于是格劳普纳只好放弃这个职位。(十八世纪德国还是没有完全废除奴隶制度，至少对音乐家们来说：回想一下巴赫在魏玛的经历……)。当圣托马斯教堂的职位空了半年后，巴赫就成了唯一的人选。考试是在1723年2月7日进行(格劳普纳的考试日期是1723年1月17日)，巴赫非常的成功。格劳普纳退出以后，合同很快就签了(1723年5月5日)。

圣托马斯学院有个沿袭了数个世纪传统的唱诗班。在巴赫那时候，这个唱诗班是在星期天和其他基督教假日的时候给莱比锡的四个主要教堂提供音乐服务的部门。这四个教堂是圣托马斯教堂，圣尼可拉斯教堂(St. Nikolas)，圣彼得教堂(St. Peter)和新教堂(Neue) 。其中圣托马斯教堂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圣尼可拉斯教堂。而四个唱诗班是由学院的55个学生组成。每个唱诗班至少要八个歌手(两个女高音，两个女低音，两个男高音和两个男低音)和四个独奏者。最好的歌手一般去圣托马斯教堂和圣尼可拉斯教堂，而那些没有什么天赋的孩子就在圣彼得教堂里唱些没多大难度的歌曲。

唱诗班排练是在周一，二，三和五；周六歌手和演奏者一起排练周末的康塔塔。很多情况下，其实根本没有时间排练。巴赫这几年比以前更加努力，据说总共写了五(年)轮(5×59首康塔塔)！第一轮，1723－1724，还有许多魏玛时期的作品；但是第二轮，1724－1725，基本上就是一周一首了。1725年经过一个短暂的中止，巴赫用接下来的两年写了第三轮。巴赫的康塔塔作品有五分之二没有流传下来(除了“上帝是我的国王”(Gott ist mein Koenig，BWV71)，巴赫就没有出版过其他的康塔塔)。

由于巴赫的康塔塔产量，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音乐史上属于作品极为惊人的爆炸式的增长期之一，哪怕考虑到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出品都非常丰富，情况依旧如此。比如泰勒曼就可以一天一首康塔塔，而且据说他在写信的间隙还可以写一首八段式的圣歌(泰勒曼写了40部歌剧，44首受难曲和十二轮的康塔塔)！巴赫在莱比锡的前任，库瑙就写了14轮的康塔塔，而康塔塔的写作冠军克里格尔(Johann Philipp KRIEGER, 1649－1725)则在一生里几乎写了2,000首康塔塔！虽然几乎没有人听过这三个人创作的3,500首康塔塔－－哪怕是期中一小部分，但巴赫的康塔塔相对于这些把写康塔塔当成家常便饭的人来说还是显得更有创意。尤其让人吃惊的是，虽然巴赫的许多康塔塔也是日常工作需要，但是还是可以在期中发现大量大师级的作品。在莱比锡的早些年，巴赫的“约翰受难”(St. John Passion, 1724)举行了首演，还创作了Magnificat (1723)和马太受难(St. Matthew Passion, 1727或者1729)。

有意思的是，依照那时候通常的依瓢画葫芦的技术，不仅仅巴赫会考虑用十段式的马太受难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死，他的许多世俗朋友以及列奥帕特王子在Carlsbad的情人也都会采用。1728年列奥帕特王子的去世同时也结束了巴赫在科腾的荣誉教会主持的职务－－这位置是列奥帕特王子在得知塞巴斯蒂安要去莱比锡后授予的。非常幸运的是，巴赫很快就从“文雅的基督徒”，“神圣的猎人”－－萨克森-维森菲尔斯公爵手里得到了另一个荣誉教会主持的职务(1729)。这些教会主持的称谓对巴赫来说显得很重要，他从来不满意仅仅用个莱比锡的音乐指导做称谓，总是要用更加响亮的“音乐总监”这样的名称。巴赫不但是个音乐天才，而且是一个世俗社会的名利追随者。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不断用谦恭的作品和措辞卑微的书信来讨好可能的贵族雇主和赞助者们。

这些年里，巴赫的生活依旧不时发生着个人的不幸。在1723年到1737年间，玛格达丽娜一共有十二次九个月的流产(除了1729，1734和1736年)。十二个小孩中的八个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短命的只有一个小时，最长的也只有五年。剩下的四个小孩天生严重智障，最后一个小孩出生在1742年，此时的玛格达丽娜41岁，而巴赫已经57岁了。

同样，巴赫在专业方面也不是一帆风顺：在给学生教拉丁语和排练唱诗班这些公事间时有冲突。巴赫不想教拉丁语，但是不教就要缩减薪水。而且，学院管理其实非常混乱，没有纪律，以致音乐水平总是很低(主要原因是年近七旬的艾涅斯蒂(Johann Heinrich ERNESTI)院长大人管理是松松垮垮)。此时巴赫的工资只有他在科腾时期的四分之一，他时常依靠给红白喜事提供服务来赚点额外收入。“好”年头里，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每天要唱一个葬礼，不过在巴赫给埃德曼 (1730)的信里，他抱怨由于天气不错，自己的收入常常减少。

总之，巴赫和上级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早期最突出的是和大学。由于托马斯学院的音乐指导有权利认为自己是大学的音乐指导，所以早在库瑙时期，大学已经在努力减少对托马斯学院的依赖。大学在它自己的圣保罗教堂(St. Paul)专门成立一个正规的机构为星期天的仪式服务。这个设施被称作“新”机构，毗连着传统的“老”机构。库瑙死后，大学在这两个机构里安插一个自己的人，格尔纳(Johann Gottlieb GOERNER)，圣尼可拉斯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种中断大学和托马斯学院传统的行为让巴赫非常愤怒，因为这使他非常难以从其他莱比锡教堂的音乐机构里招到学生，同时还花费他自己更多的钱。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巴赫可以名正言顺地称自己为大学音乐指导，不过他的传统权利仅仅限于“老”机构，而非“新”机构。可是，对“老”机构，巴赫已经没兴趣了，于是就让一个助手管理。在财政方面，巴赫是完全输了，因为大学不再让托马斯教堂的音乐指导替它写作品，这样，巴赫算是断了一大笔收入来源。慢慢地，巴赫对这个职位越来越不满意，不论是收入还是音乐设备都让他厌倦。

1730年左右，巴赫的康塔塔创作由滔滔江水变成了涓涓细流。这是有种种原因的：物质环境对宗教音乐来说不够理想，还有各式各样的打击让巴赫身心疲惫。1730年，在一次非常著名的关于莱比锡城市纪念会议上，巴赫解释了自己的苦楚。这份文件对于研究巴赫的演奏练习，他对唱诗班及乐器团体的理想规模的看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同年，一封巴赫写给儿时伙伴埃德曼的信也保留了下来。此时的埃德曼担任驻俄罗斯的外交官居住在但泽(Dantzig)。信里，巴赫对莱比锡的环境大加埋怨，希望能够在但泽谋求一份职务。可是这也没有了下文。

运气的是，1729年巴赫也找到了一件差事－－担任Collegium Musicum音乐协会的指导。这家协会是由学生以及一些音乐专业人士组成的管弦乐队，由泰勒曼于1702年成立。除了1737年和1739年的中断，直到1740年左右，巴赫一直担任这个协会的领导者。演奏会基本上每周一次(周五的晚上)，在卡特里娜大街(Kathainen Str.)14号的齐默曼咖啡馆(Zimmermann Cafe)举行(复活节和St. Michael Fairs假期的时候是一周两次)。夏天遇上好天气，演奏会也会在齐默曼咖啡馆的花园里举行。在1734/35年，巴赫为齐默曼咖啡馆写了一首著名的商业作品，咖啡康塔塔(Coffee Cantata，BWV211)。

巴赫的对手格尔纳也有一个音乐协会，后来两个音乐协会合并成为后来格万特豪斯管弦乐队(Gewandhaus Orchester)前身。这基本上是巴赫资产阶级演奏生涯的开端了。音乐协会有日常的来宾演奏，而且很可能有巴赫和他儿子弗里德曼，艾玛努尔一起演奏自己谱写的键琴协奏曲。现在认为巴赫在这些年中的室内乐作品产量是巨大的，只是非常不幸，由于巴赫死后遗产处理不当而大多遗失。另外，最近有个观点认为许多巴赫的协奏曲 (包括著名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BWV 1041)和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3)以及b小调序曲(1067))都是来源于这个时期(而不是过去认为的科腾时期)。

直到1735年，巴赫写了很少部分的宗教康塔塔和大合唱，包括圣马可受难(St. Mark Passion, 1731)，圣诞咏叹(Christmas Oratorio, 1734/35)，复活节咏叹(Easter Oratorio, 1734)以及升天咏叹(Ascension Oratorio, 1735)，但是1735年以后他的宗教康塔塔产量几乎完全停滞了。世俗康塔塔的产量还在继续一直至少到1742年(创作出”农夫康塔塔”(Peasant Cantata，BWV212)的那年，巴赫最后的有据可查的康塔塔作品)。大多数这些世俗的康塔塔是为了某些重要人物而写的祝贺或者谦卑的讨好，或者是为了特殊的节日而作的商业康塔塔。巴赫已经成了一个早期资产投资企业家，不但是书籍，音乐作品的经纪人，甚至出租乐器给别人。在1740年左右，他还出售过希尔伯曼古钢琴(Silbermann)。

尽管巴赫在1730年前后充满抱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托马斯学院的状况还是在逐步好转，这都归功于新来的院长盖斯纳(Johann motthias GESNER, 1691－1761)，他在魏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巴赫而且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学院的房子加盖了两层，并且修葺一新。1734年，盖斯纳成为哥廷根大学(Goettingen Uni.)的教授，接替他的是年轻有为的副院长艾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 1707?－1781)。有许多年，巴赫和他关系一直不错，因为J. A. 艾涅斯蒂是巴赫的两个孩子奥古斯特·阿布拉罕(August Abraham, 1733)和约翰·克里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 1735)的教父。可是，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两人的关系却紧张起来。J. A. 艾涅斯蒂或许是受了某种灵感理想的启发，希望把音乐从托马斯学院里剔除出去，这自然和巴赫形成强烈的冲突(院长和音乐指导居住在同一栋嘈杂的楼里，整天都是音乐，或许我们也不能怪艾涅斯蒂不断强烈的对音乐的反感了)。冲突焦点在关于任命唱诗班领导者的权利的斗争。通常这是音乐指导的权利，可是当艾涅斯蒂打算解雇那个殴打学生的唱诗班领导者时(这当然违背巴赫的意愿)，巴赫非常愤慨。非常不愉快的斗争从1736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可突然间大家都沉寂下去了，或许是来自德雷斯顿的萨克森宫廷(Saxony)的压力。

很重要的一点是，1736年巴赫是德雷斯顿宫廷教会主持兼作曲家，直接为萨克森的国王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us II)服务。巴赫早在1733年就已经用一封措辞非常谦卑的信和后来b小调弥撒(Mass in b Minor)中的两部分(Kyrie和Gloria)申请这个职位。为了申请成功，巴赫准备了许多年，创作出一些歌颂皇室家族的康塔塔。1736年，巴赫最终如愿以偿－－可能凯瑟琳克公爵(Keyserlingk)在其间起了作用。他是巴赫的崇拜者，后来巴赫专门为他创作了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

在地方上，巴赫可能在关于唱诗班领导者权利方面输了；不过德雷斯顿的干预好像完结了这场蓄意的争斗。在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已经创作了数量充足的宗教康塔塔以及德雷斯顿宫廷的明显的保护下，巴赫仅将少量的精力放在他的院长职位上，大多数时候处于一种“自我退休”的状态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尤其是他随后一些年里的单主题循环器乐作品的创作。

同时，巴赫的大儿子们已经离开了家庭。弗里德曼成为索非亚教堂(Sophien)的管风琴师(1733)，艾玛努尔成为法兰克福地区的一名学生(1734)。巴赫的儿子伯恩哈特1735年成了缪尔豪森的管风琴师，由于负债而一年后离开那里到桑格豪森当管风琴师，可是很快又不得不逃债而离开那里。他在耶拿(Jena)以学生的身份出现，可是突然间在1739年24岁之际就死了。巴赫对这个儿子关心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悲切部分。

总之，巴赫或多或少还是成功地从几乎一种中世纪图林根地区背景的生活解脱出来成为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儿子们都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在这位男权主义的父亲下，女儿们从来没有享受到等同的教育)。

或许深受巴赫新一代们也是颇有天赋的专业音乐家的影响，巴赫开始编自己的家谱：“音乐巴赫家族的渊源”(Ursprung des musicalisch-Bachischen Familie)，甚至上溯到十六世纪的怀特·巴赫(Veit BACH)。总的来说，这些年的巴赫有很充足的自信，急切关注自己在音乐历史上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不断修改早期作品以及努力试图出版作品看出来。1726年，巴赫出版了自己的键盘帕蒂塔(Partitas)，在1731年六首全集以键盘练习曲I (Clavier Uebung, Part I，BWV825－830)的形式出版了。紧接着，1735年，键盘练习曲II (Clavier Uebung, Part II)，意大利协奏曲(Italian Conceto，BWV 971)和b小调法国序曲(French Ouverture in B Minor，BWV831)也出版了。键盘练习曲III (Clavier-uebung, Part III)在1739年付梓，其中有管风琴作品BWV552，669－689和802－805。

巴赫周围也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些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理论背景(米策勒(Lorenz MIZLER), 科恩伯格(KIRNBERGER), 阿格里科拉(AGRICOLA))。1737年巴赫的学生施艾博(Johann Adolph SCHEIBE)攻击巴赫，认为他的作品是过时的，不自然而且过分繁杂。巴赫的代言人，莱比锡大学的伯恩保姆(Johann Abraham BIRNBAUM)有力地对这中说法进行了批驳。尽管如此，巴赫很明显还是在一定程度下受到这种新式雅致的风格的影响，并把它运用在自己后期的作品里。

1723年以后，和德雷斯顿的联系对巴赫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和莱比锡停滞不前的音乐环境相比较，德雷斯顿有着非常热闹的音乐景象，聚集了众多的音乐家：像推崇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家彼森德尔(PISENDEL)，法国长笛大师布法丹(BUFFARDIN)，还有萨克森宫廷宗教音乐指导泽兰卡(Jan Dismas ZELENKA)，他是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音乐的积极推广者。巴赫的朋友，多产的作曲家哈瑟(Johann Adolf HASSE)在剧院指导歌剧演出，他和著名的女高音波多妮(Faustina BORDONI)结婚，一共写了60多部歌剧。所有的这些人都非常敬佩巴赫，所以巴赫也一直保持着和德雷斯顿的正常联系。对于巴赫的新风格，像galant以及stile antico (帕勒斯特里纳经常使用的一种古老的严格对位方式)来说，与德雷斯顿的联系非常重要。德雷斯顿音乐家们和意大利的联系同样也使得巴赫得以熟悉器乐方面的新元素。

在巴赫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在他自己的许多很有理论天赋的学生以及和柏林的日益增强的联系影响下，他的这些兴趣愈加浓烈，而且变得宽泛起来。巴赫的儿子，艾玛努尔从1738年起已经是宫廷音乐家了，而且很明显，波茨坦(Potsdam)和柏林不论在权力还是文化方面都是代表着德语世界的未来。

巴赫第一次去柏林是在1719年，那是为科腾宫廷购买庞大的米特克键琴。当艾玛努尔在柏林后，巴赫渐渐得也成了那里的常客。1741年，巴赫在柏林，此时玛格达丽娜有段时间病得很重－－这些都是从约翰·伊利亚斯·巴赫(Johann Elias BACH)的书信中得知的。他是巴赫的二堂弟，在1737年到1742年间呆在巴赫家作为巴赫的秘书和孩子的音乐老师。他的信是了解巴赫家庭这些年境况的重要资料来源。

1745年或许巴赫也呆在柏林，那时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萨克森王国此时是奥地利的同盟)的第二次希勒西亚战争(Slesian)时期，莱比锡被普鲁士军队包围。不过巴赫最为著名的柏林之行是在1747年5月，巴赫受到在波茨坦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普鲁士国王)邀请，和儿子弗里德曼一同前往。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也喜欢吹奏长笛。巴赫此行试遍了波茨坦皇宫内的管风琴和希尔伯曼古钢琴。当国王让巴赫以给定的主题创作作品时，访问达到了高潮。巴赫根据主题即兴演奏一曲，同时向国王承诺将会在回去后根据这个主题创作一部更加复杂的作品。这就是音乐的奉献(Musical Offering，BVW1079)，巴赫在策勒(Zella)以前的学生，雕刻家舒伯勒(Johann Georg SCHUEBLER)把它给刻了下来。呈献给国王的版本是由布莱特科普夫(Bernhard Christoph BREITKOPF)印制的。

需要指出的是，巴赫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亲密接触在思想，政治乃至道德上都显得意味深长。巴赫不是贵族市民，但是却是萨克森王国具有选举权的宫廷教会音乐指导和作曲家。巴赫似乎有双穿透当时历史方向的眼睛，总能把握住权力和影响重心所在之处。总之，1747年这次对波茨坦的访问是巴赫精心安排的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步。

在“音乐的奉献”的部分章节里再次显示出新galant风格的影响。根据马歇尔(Robert L. MARSHALL)在他的文章“巴赫进展(Bach, the Progressive)”的描述，这种影响也可以在1742年的哥德堡变奏曲里看见(哥德堡变奏曲是作为键盘练习曲的第四部分，受凯瑟琳克公爵的委托，为他的键琴演奏家哥德堡(Johann Gottlieb GOLDBERG)而作。哥德堡曾经是巴赫和他儿子弗里德曼的学生)。这种新风格的特征是，相对老式的巴洛克风格而言，不再是稠密的主旋律强调和复调结构，有一种固定的段落结构而且更加缓慢的和声节奏。还有就是，通俗舞蹈节奏和民间歌曲在这种新风格中更加普遍地运用，比如哥德堡变奏曲最后的集腋曲(quodlibet)。同样，在“农夫康塔塔”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元素；六首舒伯勒众赞歌(Schuebler Chorales，BWV645－650)也受到新风格的影响。这一切都表明，巴赫对新兴事物的了如指掌，并且乐意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巴赫不但受到新galant风格的影响，Stile antico，一种像帕勒斯特里纳类的作曲家使用的严格对位方式，对巴赫的影响显得更加深刻。不但在b小调弥撒中，巴赫对stile antico的投入非常明显，而且在他其余的晚期博大作品中，对严格对位法以及卡农模式(canon)使用也是非常地入迷。不用说哥德堡变奏曲了，看看“我从天堂来”(Vom Himmelhoch da komm’ ich her，BWV 769, 1747或者1748)，还有“赋格的艺术”(Kunst der Fuge, BWV1080)－－动笔于1740年，可是到巴赫去世也没有完工(出版是在1751年)。还有“十二平均律II”(Das Wohltemperierte Clavier II,完成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早期)中的前奏曲和赋格都受到了stile antico的影响。

过去巴赫的这些作品往往被认为是几个世纪发展的最高峰，意味着音乐历史上复调时期的终结。可是，当今研究认为，巴赫晚期作品中的前古典式的，“推进式”的元素和他极为入迷的stile antico都可以看作指点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元素。在和他的大量有着理论天赋和历史遇见性的学生，比如米策勒的联系中，巴赫的新历史观在逐渐形成。米策勒是音乐科学协会(Societaet der musicalischen Wissenschaften)的创立者，也是福克斯(FUX)的Gradus ad Parnassum (1725) (巴赫有拉丁文原版)的翻译，这本书深度地分析了老式的帕勒斯特里纳对位法。这个时期兴起的复古热潮甚至和后来浪漫时期培育起来的“哥特式”风气有些联系。1747年，巴赫成为米策勒的协会的十四位成员之一，为此，他提交了一部作品和一张肖像。作品是卡农风格的变奏曲，BWV769，肖像就是现在仅存的豪斯曼(HAUSSMANN)所作的肖像(1746)。

巴赫在1749年完成了伟大的b小调弥撒。可能因为他对作为莱比锡音乐指导的职位不再有兴趣，莱比锡的有关机构开始寻找新的音乐指导(Gottlob HARRER)。巴赫实际上此时由于晚期白内障，双眼已经失明。1750年早期，英国眼科医生泰勒(TAYLOR)给他动了一次手术，可惜不太成功；同年晚些时候，他又突发一次心脏病。1750年7月28日，巴赫与世长辞。根据最近的医学解释，巴赫生命晚期的症状表明他可能死于糖尿病。以前传言，巴赫在临死前，还在对他的女婿阿尔特尼克(Johann Christoph ALTNICKOL)口授赞美诗“当我们处于最高音”(Wenn wir in hoechsten Noten sein)，这听起来也太崇高，太虔诚了。当今研究证实，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巴赫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年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宗教虔诚感的作曲家。

巴赫的财产遗物在他妻子和孩子间分配，虽然他没有留下遗嘱，但分配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巴赫前妻的儿子并没有苛求他们的继母玛格达丽娜(此时，她自己的儿子年纪还小)，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奇怪地忽视遗产的原因。她死于1760年2月27日，被当作贫民草草安葬了。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主要作品

安斯塔特时期，极少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可能Capriccio sopra la lontananza del suo fratello dilettissimo，BWV992，是在此创作的(1704)。还有，赞美诗前奏曲“我们已经点亮辰星”(Wie Schoen leuchtet der Morgenstern，BWV739)也属于这个时期(1705左右)。这部前奏曲的手稿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为古老的巴赫的亲笔作品了。还有一部早期作品是g小调前奏曲及赋格(Prelude and Fugue in G Minor，BWV535a)的片段。可能有些缪尔豪森时期的康塔塔也可以溯源到安斯塔特时期，比如“基督躺在死亡的午后”和“您走之后，上帝，我们期盼您”(Nach dir, Herr, verlanget mich，BWV150)。

缪尔豪森时期最主要的管风琴作品有著名的“d小调托卡塔及赋格”(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 BWV565)和“D大调前奏曲及赋格”(Prelude and Fugue in D Major, BWV532)。另外还有管风琴作品“c小调帕萨卡格里亚”(Passacaglia in C Minor，BWV582)。除了“上帝是我的国王”外，巴赫可能创作了如下康塔塔(包括在安斯塔特时开始构思的作品)：“来自深处”(Aus der Tiefen，BWV131)－－有时被认为是巴赫第一部康塔塔(1707？)，同时和火灾有着联系；还有随后的“上帝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这个时期其他的康塔塔作品则遗失了。此时期的康塔塔具有十七世纪的经文歌风格，用圣经里的话语还有唱诗班，带着尽可能好的咏叹调。尽管如此，此时康塔塔的格式还是比巴赫后来在魏玛时期创作的作品更加显得多变灵活，虽然后者具有更加意大利化的叙事诗外加咏叹风格。

在魏玛时期，巴赫写了如下一些康塔塔：BWV132,152,155,80a,31,165,185,161,162,162 (只有弗朗克的唱词，Evangelisches Andachts-opffer. 魏玛, 1715)。BWV182,12,172,21 (可能在弗朗克没有出版的的唱词上)。BWV70a,186a,147a (唱词：弗朗克, Evanglische Sonn-und Festtages- Andachten. 魏玛, 1717)。BWV61,18 (唱词：纽麦斯特, Geistliches Singen und Spielen. Gotha, 1711)。BWV54,199 (唱词：勒姆斯, Gottgefaelliges Kirchen-Opffer. Darmastadt, 1711)。BWV63 (可能在海涅休斯没有出版的唱词上)。巴赫也写了一首大调受难曲，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在魏玛，巴赫创作了他的大部分管风琴作品，比如：“管风琴歌本”(Orgel-Buechlein)，十八首伟大宗教前奏(除了最后一首)，还有大多数的前奏和赋格。许多键琴作品创作起始于魏玛期间，比如十二平均律第一本。大多数这个时期的管弦乐和室内乐作品非常不幸地没有保留下来，除了可能的勃兰登堡协奏曲Nr1和6。

传统上认为科腾时期是巴赫创作室内乐作品的高峰。有很好的例子表明，其实巴赫在魏玛，莱比锡时期的创作是同样多产的。非常不幸，大多数巴赫的室内乐作品已经遗失。科腾时期最著名的作品要属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它们最终完成是在1721年3月24日。期中的一号和六号作品被认为可以追溯到魏玛时期。其他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无伴奏的小提琴奏鸣曲和帕蒂塔(Violin Sonatas and Partitas，BWV1001－1006)和大提琴组曲(Cello Suites，BWV1007－1012)。通常，巴赫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BWV1042)和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Double Violins Concertos in D Minor, BWV1043)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不过BWV1041和BWV1043尚存争论。科腾时期重要的键琴作品是十二平均律I中的24首前奏曲和赋格。另外，巴赫写了两段式的即兴曲(Inventions，BWV772－786)和三段式的即兴曲(或者叫交响曲, Sinfonien, BWV 787－801)。还有法国组曲(French Suites, BWV812－817)和英国组曲(English Suites, BWV 806－811)也是在此写的。巴赫在此时期写了少量的管风琴音乐，偶尔还有康塔塔－－现仅存唱词。很有意思的是在1720年1月22号开头的“为弗里德曼而作的钢琴练习曲”(Clavier-Buechlein Fuer Wilhelm Friedeman Bach)。

莱比锡时期的作品见前面文中叙述。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子女简介

弗里德曼(Wilhelm Friedemann, 出生于1710年)一直担任德雷斯顿索非亚教堂管风琴师，直到1746年，他成为哈勒圣母教堂的管风琴师兼领唱者，此时的他不得不像他父亲一样拚命地写康塔塔。后来他遇到了麻烦，1764年辞职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1770年，他去了布朗斯维克(Braunswick)，四年后在柏林。他试图成为游艺管风琴师，可惜不是很成功，因为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收入。依靠他的学生列维(Sara Itzig LEVI, 法国总理大臣的女儿，也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的大姨母)的帮助，他才得以在柏林生存。作为一名管风琴师他非常出名，作为一名作曲家也不能算失败，尽管他经常不能记录下自己华丽的即兴演奏。1764年，他在黯淡的环境里郁郁而终。

艾玛努尔(Carl Phlipp Emanuel, 出生于1714年)的职业最为稳定。他一直呆在波茨坦宫廷，直到1766年接替泰勒曼在汉堡的音乐指导的职位。像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是一位键琴大师，所以不得不开始写康塔塔。受到他父亲以及泰勒曼的作品的启发，艾玛努尔作为一名作曲家还算成功。相对于他父亲来说，他的作品更加容易被上层社会重视和了解。1788年，艾玛努尔在汉堡去世。

玛格达丽娜的两个儿子作为音乐家和作曲家也非常成功。弗里德里希(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出生于1732年)是在布吕克伯格(Bueckeburg)宫廷的范·肖姆伯格-里普伯爵(von Schaumburg-Lipp)的室内乐演奏家，他带在那里直到1795年去世。

克里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 巴赫最小的儿子，1735年出生)非常出名。他和一名意大利歌唱家结婚后来到意大利。像乔万尼(Giovanni BACH)一样，在博洛尼亚(Bologna)他遇见了神父马丁尼(MARTINI, 从莫扎特的传记里得知)，从而成为米兰(Milan)的管风琴师。经过在那不勒斯(Naples)短暂成功的歌剧写作，他回到米兰。随后他又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因为歌剧和室内乐创作而变得非常出名。1764年，他接见了前来拜访的莫扎特，并且给予这位年轻的天才一些指导。尽管克里斯蒂安早期非常辉煌，他的音乐渐渐过时。此后，他沉溺于酗酒，债台高筑。1782年，46岁的克里斯蒂安比他的两个哥哥(弗里德曼和艾玛努尔)还要早地离开了人世。

巴赫的四个女儿，除了弗里德里卡(Elisabeth Juliane Friederica)嫁给巴赫的学生阿尔特尼克(1749)，其他三个既没有结婚也没有接受到必要的教育来从容地养活自己。

犀牛唱片 译自http://www.jsbach.org/biography.html   
7-12,12,2001 ；再次编辑， 27.01.2018

好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