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分别同一个国内乐友、一个外国朋友谈起听音乐的发展阶段问题。

大家都同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钟情于理性、冷静、沉稳的演绎。

不约而同地提到阿劳，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年轻时代如何嫌其迟缓沉郁，缺乏激情，不约而同地感慨当下是多么赞赏他隽永持重的演奏风格。

但大家也都同意，少年时如果喜欢阿劳，可能性格上就会有些问题。那可是需要按照乐友说“疯狂骑车40公里去追女孩”的年纪。可不是吗？大约十六、七岁的时候，大夏天同学出去郊游，回城时从稻香湖一路追着郊区公交车骑到和平里，追到站一身臭汗、口干舌燥不说，下了车两腿直打晃儿，就只为那女孩子蹙着小眉毛叨咕一句“你真骑过来的”，那叫一个得意，心花怒放。然后从车站到女孩家，七八分钟的步行，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听得进去阿劳呢？

更不要提埃莉－奈伊了。

在科隆、亚琛、特里尔、史派尔、美因兹、渥尔姆、纽纶堡、奎德琳堡、希尔德海姆等大大小小几十座教堂里，看到德国人用素洁坚实的石块垒起本民族的心灵圣所，没有意大利教堂的大理石贴面，也没有法国教堂那么多的彩窗、雕像和火焰外饰，更没有俄罗斯东正教堂里漫天铺地的金色马赛克，不禁由衷感叹德国风格的质朴与实在。

在黑森林、阿尔卑斯山北线领略德意志山川之苍茫巍峨，在莱茵河谷自然的厚养恩赐中沉浸，在北德辽阔的雪原上赞叹寒冷与土地的原始力量，暗自揣度这庞大、凝重、严厉的生存环境对德国人个性的影响。

回想德国民族的命运在近几十年、近几百年的颠波起伏，直至今日号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倍受难民问题袭扰，前景未卜。回想自己国家在近百年、近十年乃至近两三年的风云变幻，便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远方，投向宏大的建构、永恒的界象、整体的气势。

而有了这些，才使得埃莉－奈伊变得伟岸高耸、卓立云端。不必计较她的历史，单听她的演绎。触键有如德国教堂的石块，结构方正有如罗曼式厅堂，个中意象有如云中峰峦、雪中平原。如果用歪了，她使人联象到纳粹纽纶堡大会的景象，声势浩大，界限齐整，庄严华茂，激情涌动在缺乏表情的内心。如果用对了呢，她将人带入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宏伟画卷，以及超越德意志范畴的全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沉淀。

外国朋友称之为cerebral，可以译作理性的、理智的，字面上讲需要更多地用脑力做分析。但并不全然如此，在演绎中滥情也好、无情也罢，大师们总是要用脑力去设计、去铺陈的，同时也拗不过自身的个性，必然有所展现。

这样再看米尔斯坦，在小提琴这样一件需要大量情绪化投入的乐器上，保持80年的冷静和理性，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艺术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在于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激荡之中而存在的。
理性可以理解为冷静、克制、矜持、规则和静穆等等，以纯粹的观审来看待这世界上的所有现象；而非理性是一种本能冲动，洋溢着人的生命和意志。
理性和非理性这两种精神是恰切地共存于人类的艺术世界之中的。

Human vulnerability is beauty. In life, heart and mind, the extremity being death, disorientation and error. But that makes human a beautiful creature.

人类的脆弱性，在生命，在心灵，在智慧，其天敌不啻是死亡、迷惘、错误。

人解决不了的是源的问题。每一个为什么，都指向这个源。

科学归结于Big Bang，但BB也有个源的问题。还有个流的问题，源是起点，那么有没有终点呢？绝对的终点？个人的存在都不因死亡而结束，何况其他？

一神论的各种外壳并不重要，是地域性、时限性的外化表象而已。多神论把超能力分散给多个源，方便仪式，简化思维。但逃不了的还是源的问题，总源。无神论者，无解。

YHWH，上帝，安拉，被赋予源之责任的神。阿波罗，阿蒙，伊扎姆纳，具有人之性情的神，但不约而同指向太阳系的动力本源。对于赖地球生存的人类，已是高明。

佛如何解释源？佛解说世界的构造，但这构造启始于何？道以虚致无极，是脑力的辨诡，在语言这个载体上并不明确。也许语言不是个好的载体，或者思辨从来就不是人类得道的途径。儒是显学，入世，不在这个层面。

因为智慧不够，不可知论成了个好借口，暂时放下求源的问题，现世中找到变通。

神是可以介入人的生存实际的，而源是客观的、遥远的存在。人是期待介入的，便捷地解决问题和苦恼。源是信念所在，用以判断现实行为的正误。

有没有办法将神与源结合起来？

美原本是宜生的，强壮、健康且有活力，单纯可爱。人类社会化、思维复杂化后，生命本体上覆盖了太多的符号和概念，美被要求用来揭示真实与本源。

人，渺小也伟大，独立也群生，灵智也愚钝，作为一个概念或是实体，都是有缺陷的存在。因此vulnerable，也因此beautiful。

巴赫，WTC，Nikolayeva，上面的话。

我谈话这条路线和石兄谈话这条线索可能会形成复调的对位关系。

我接着上面讲，我尝试谈谈石兄所喜欢的“理性、冷静、沉稳的演绎”。比如在钢琴家里，一种类型正如石兄所说的，“理性、冷静、沉稳的演绎”，象肯普夫，巴克豪斯等等，他们的演奏艺术表现出一种哲理的沉思。而另一种演奏家，象古尔德、索夫朗尼斯基等等，他们强调的是个人的意志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这两种钢琴演奏家交相辉映，相互相成，用自己的理念和演奏方式解读着音乐。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演奏艺术相互激荡，从而形成了钢琴这门音乐艺术的版图。。。。。。

Malcuzynski，波兰人，1937年肖邦大赛第三名，受邀赴巴黎就学于玛格丽特－隆。二战爆发时参加波兰军队做类似艺宣工作，后逃亡到南美和美国，演出受到欢迎。战后回到欧洲大陆定居瑞士，演出并录制肖邦唱片，得到广泛追捧。1977年在西班牙马约卡岛去世，享年不足63周岁，归葬波兰。今天几乎销声匿迹，大厂牌上没有踪影。若不是同年前捡到他在Columbia和Muza公司的几张唱片，也不会主动去搜寻。

他有那样一段经历，可以想见他的肖邦当十分地道，托生于波兰本土，经过巴黎的润泽与磨光，再加以美洲大陆的洗炼。只可惜手上的唱片状态不是很好，很多地方要靠一些辨识和想象，而不是HIFI 状态下的直观感受。但是其tethered passion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

低音和弦是沉稳有力的，触键有力但并不急促。连续的Octave时每个音符间声音依旧连贯，保持旋律线流畅完整。高音单音玲珑纤巧，尤其是肖邦特有的加花装饰音，清新明朗，不俗气。想来这样的肖邦不是哭诉，是保持气节和风度下的争辨、抗议。也许有点沙龙化，不够激愤。但在巴黎泡过的人会激愤到走极端吗？

波兰命运多舛，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其三次被刮分的悲惨经历，令人联想起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并予之极大的同情。但波兰也有过辉煌时代，和立陶宛混在一起欺负周边小国，甚至是早期的俄罗斯大公们。机械地解读波兰近代史以及波兰人的爱国主义，无助于深刻理解肖邦作为波兰音乐艺术的代表如何将民族性和泛欧性、历史瞬间与绵长传统、个体特征与周边风尚很好地贯通融合。

可能大家也明白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艺术和美学上的二元对立互补原则。

我多次谈论到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他们的关系，也就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谈到的艺术美学。阿波罗精神代表着冷静和克制、规则和秩序，而狄奥尼索斯精神代表着生命的意志和冲动。而艺术就产生于这两种精神的相互激荡之中。

在人类的文化和艺术中，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立互补原则随处可见。比如西方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交相呼应。希腊文明代表着理性和科学，而希伯来文明代表着道德和信仰。而在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互对立，也相互影响。尼采这一思想在美学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在古希腊艺术中，我们看看《维纳斯》和《掷铁饼者》，一动一静，也在此体现了尼采的美学原则：

在美术上，比如油画中的风景画，也是符合尼采这一美学原则的。比如柯罗和透纳的风景画，柯罗的《孟特芳丹的回忆》，体现了一种静谧、古典的美感。而透纳的《暴风雨》，则表现了暴风骤雨的极度激烈的场面。

而在古典音乐中，比如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这部作品具有古典、严谨的形式，但内容却是汹涌澎湃的。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OP111，虽然只有两个乐章，但一动一静，一激烈一沉思，都体现了尼采的美学原则。

谢兄鸿论。

今天听了尤第娜的贝多芬奏鸣曲OP.111。第一乐章之迅急令人始料不及。

OP. 109, 110, 111 若连在一起听，如同三阙一章的诗歌，上下文很清楚。猛地上来就是111第一乐章，又是那样一种不凡的速度，还真得适应一下。

第二乐章速度仍是偏快，以致于容易被认为是浩瀚星空的一段，成了旺盛不熄的火焰。老太太没有过份的音色渲染，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她高超的手指功夫下，执着地完成这个乐章的叙述。

很难把她这种演奏，看作贝多芬的告别辞。也许贝多芬本来就没打算就此告别，虽然他表示愿以四重奏形式进行此后的创作。

二元论无处不在。艺术、生活、思想中更难掌握的，是绝对二元与相对二元的对立统一。拿尤第娜做个例子，她对111两个乐章的区分，不像其他演奏家那样明晰，至少在节奏和速度上差异性更小。由此连带的，是音乐气氛、艺术形象上构划，与众人的共同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奈伊与尤第娜，两位女性，两位生活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艺术家，一位顺服，一位抵抗，对111的诠释，竟成为二元对立统一的绝妙注脚。

我谈谈贝多芬晚年的音乐的意义吧。

在艺术上，艺术家的晚期风格，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表示出一种冷静、思考、默许等等，表现出对这个世界的默许和接受，是一种平静的风格，犹如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而另一种风格，则是贝多芬式的。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表现的并不是平静，而是一种激动和不安。这其实说明，贝多芬即使在他的晚年，他仍然渴望打破艺术的规则。

贝多芬的晚年的音乐，其实已经预言到后来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诞生以及大行其道。贝多芬的晚期音乐作品，和后来的现代艺术有着某些共通之处。

M兄新年快乐。

下次我谈现代艺术吧，还要谈尼采，因为尼采是影响现代艺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当然，还有弗洛伊德。

我们都知道马勒说过一句话：我的时代终会到来。
其实，这句话最早是尼采说的。马勒的艺术也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的。

我们知道奥地利有一位画家叫克里姆特，他的思想就是深受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的。
我们也知道有一位音乐家叫席曼诺夫斯基，他有一部歌剧叫《罗杰王》，这部作品就是以尼采的阿波罗与迪奥尼索斯精神对立说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主题的。席曼诺夫斯基还有一部《圣母悼歌》也与此有关。说到尼采和弗洛伊德对音乐艺术的影响，写一部大部头著作都可以的。

shinelb  2016-2-1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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