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埃尔加在伦敦一所养护院登记做扁桃体摘除手术时，就是这个环境。当时，给一个60岁的人做手术是很危险的，但是他的医生认为很有必要：“他好几天都觉得很痛，”作曲家的女儿卡莉丝（Carice）事后写道，“当时还没有镇静剂，但是他有一天醒来之后，还是要了纸和笔，写下了《大提琴协奏曲》的开头主题。”然而，在接下去的几周里，埃尔加并没有把这条旋律写成9/8拍。他被战争震惊了，并感到幻灭，在1914年之后几乎没有持续地创作过，除了《英格兰的精神》——一组三首歌曲，用了劳伦斯·宾永（Laurence Binyon）的诗。埃尔加对朋友、历史学家西德尼·考尔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写道：“在这种可怕的阴影之下，我无法真正地写作。”
五月，埃尔加携妻子艾莉丝（Alice）和女儿卡莉丝前往苏塞克斯郡（Sussex）布林克维尔斯（Brinkwells）的一座小茅屋长住。一家人去年也住在那里。小茅屋紧临菲特沃斯村（Fittleworth）北面，能看到阿伦河（Arun River）和南方丘陵（South Downs）。埃尔加出生于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大荒地村（Broadheath），终生喜爱乡村，乡村环境也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春天的树林铺满风信子，莺雀在树篱上啼鸣。然而，即便是在春色满园的苏塞克斯，仍然感觉得到战争：晚上可以听到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炮声。夏天来临之时，埃尔加一边愉快地欣赏农民在田里劳作，自己也做些木工活。此时，他才把先前写下的旋律配成9/8拍，但仍然不清楚要怎样发展它。
接着，在八月，埃尔加宣布要把自己的一架斯坦威立式琴从家里搬到布林克维尔斯，家人为此吃了一惊。钢琴运来的第二天，埃尔加开始写《小提琴奏鸣曲》，艾莉丝注意到这部作品不同于他以往的任何作品。她把它叫作“树林的魔法……如此纤巧迷离。”埃尔加仅用几周就写完了这部作品，在接下去的五个月里，又写成《钢琴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继续发展这一新的风格。用指挥家亚德里安·鲍尔特（Adrian Boult）的话说，埃尔加的音乐里出现“一种新的幻想特色——既自由又简洁”。这三部室内乐作品都首演于1919年5月，此时埃尔加已经想好要把这条9/8拍旋律写成一首大提琴协奏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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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此曲的草稿已经遗失，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通信和日记中小窥它的创作过程。6月2日，埃尔加62岁生日，指挥家兰顿·罗纳尔德（Landon Ronald）前往布林克维尔斯，埃尔加在钢琴上给他弹了一大段协奏曲里的内容。三天后，参与那几部室内乐首演的菲利克斯·萨尔蒙德（Felix Salmond）来到埃尔加家里试奏大提琴部分。“FS非常兴奋，极为热情。”艾莉丝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埃尔加以很大的强度继续创作，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了。那个夏天，他有好多次在四、五点钟就起床记谱或创作新的段落。七月末，他告诉西德尼·考尔文他已经“差不多写完了一部大提琴协奏曲：一部真正的作品，我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很活跃。”他计划把它们题献给考尔文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他想亲自指挥首演，还想要萨尔蒙德担任独奏。萨尔蒙德回到苏塞克斯，试奏了最后写成的几段，8月8日，艾莉丝把完成的总谱带到菲特沃斯邮局，寄往伦敦。作品全长约半小时，相当于一部海顿交响曲的长度。和那几部室内乐作品一样，它织体稀疏，乐思集中，但主题更易记忆，乐思发展深刻。用戴安娜·麦克维（Diana McVeagh）的话说，这部作品里“深秋的哀伤挥之不去”，“但不是悲观的哀伤，而是一种悲悯。”
这部协奏曲于10月27日，由伦敦交响乐团在女王大厅首演。排练时间不够，首屈一指的乐评人厄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在评论中一开始就抱怨演奏的松垮。他接着说：“作品本身很可爱，非常简朴——埃尔加的音乐中近年来新出现的这种丰富的朴实，在简单的表面之下有着深刻的智慧和美……一个美好的灵魂对可爱的大地长达一生的忧思。”
必须对首演作一个有趣的脚注：当晚的演奏者中，有一位很有希望的年轻人——19岁的约翰·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66年后，他和杰奎琳·杜普蕾及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此曲录音将成为许多人心目中至臻完美的一版。如今，《大提琴协奏曲》已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曲目；当年，它也是埃尔加本人的最爱之一。他两次录制此曲：分别在1919年和1928年。1933年，生命临近终点之时，埃尔加把第一主题哼给一位朋友听，并说：“如果在我死后，你听到有人在马尔文山（Malvern Hills——埃尔加一生77年中有55年住在此山附近）上哼这首曲子，别害怕，那只能是我。”

凤凰岛兄送我的杜普蕾演绎埃尔加大协唱片，今天得以仔细聆听。想起了罗丹的“思想者”：紧锁的眉头，蜷曲的身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乐曲还描绘出战争背景下痛苦挣扎的心灵。演绎者用浓重的墨汁，把天空恣意涂抹：质疑，不解，悲愤，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