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的英文的，看到有中文译本出版，建议大家可一读。

书评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探寻历史的开端
田方萌撰稿 2013年01月30日

在政治科学领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齐名的大牌学者。他二十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10年是福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在华盛顿居住十多年后，他回到了以前工作过的加州，受聘于斯坦福大学。当年四月底，乔治·梅森大学为福山举行告别晚宴。我在那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饶有兴趣地问他正在进行什么研究，福山答道：“我在写一本关于人类政治秩序发展的书。”

两年半后，一本近六百页的巨著摆上我的案头，这便是福山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上卷本。此书可谓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成果，福山为宣传它也不遗余力，去年秋季还跑到北京大学举办新书研讨会。2012年10月《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一经推出，很快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坊间也有不少书评介绍。最近我在杭州开会，遇到一位浙江大学的政治学者，当我提及此书，他便道：“似乎人人都在读它，我还有电子版呢。”

令我好奇的是，这位宣称历史终结的学者为什么要回头探究历史的本源？英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片头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有人译为：“君阅汗青已通史，终局笔亦疏；韶华峥嵘风尘掩，回首觅当初。(You think you know a story, but you only know how it ends. To get the heart of the story,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福山也与此相似。他并不是因为对未来无可言说，才转头埋入故纸堆的，他曾出版过《我们的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 一书，预测生物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发展趋势；作为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福山近年一直在关注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于2004年推出专著《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但他发现已有的政治理论很难有力地解释这些国家的失败案例，需要进一步追根溯源。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而非纯粹的史学兴趣，福山才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亨廷顿与福山亦师亦友，很多人却以为两人是论敌，其实“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并不必然相悖。两者都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对其后果判断不同。亨氏更看重分裂的一面，福山则强调和谐的一面。就政治学的研究路径而言，亨氏和福山的师承关系非常明显——福山坦陈《政治秩序的起源》接续了亨氏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这本书成于冷战高潮的1968年，打破了西方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成见；即使今天读来，我仍常常折服于亨氏的洞见。如福山在书中所言：“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

《政治秩序的起源》也不是一本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史。福山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秩序分解为三项要素：国家政权、独立法治和责任政府。现代民主不见得会推动前两项要素的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新兴民主国家有选举而无治理能力。出于对政权建设的强调，《政治秩序的起源》开篇即从中国如何建立官僚制帝国讲起，一语未提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可谓与西方史学传统大异其趣。去年年底福山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秦代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统一和理性化的中央官僚政府，它“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

承认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先天就比其他民族更富有组织性或纪律性。同已故的美国学者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样，福山相信“战争造就国家”，他认为正是血雨腥风的战国时代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由于政治现代化早于独立宗教权威的出现——后者正是欧洲法治传统的根源，“强政权弱法治”一直是华夏政治史的主要特色。很多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政治过于“早熟”。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时间跨度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地域跨度从拉丁美洲到东亚诸国。很少有人能触及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更少有人能深入分析每一时空的重大事件。当然，福山的研究建立在庞大的二手文献基础上，《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史料的运用可能不如英国历史学家芬纳(S.E. Finer)的《统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等史学著作。借用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话来说，福山兼具“史才”和“史识”，“史学”的功底稍逊一筹。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借史实构建政治理论，以历史终结者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进。

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新版是由福山作序，序言中他指出该书“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严肃尝试”。这里使用“也许”一词，多少透露出作者超越恩师亨廷顿的学术雄心。由于亨廷顿这本书主要关注现代史上的政治发展，我们要等到福山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下卷本，才能知道他是否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深远。我相信福山会青出于蓝，因为他的学术视野在某些方面比亨氏更为宏大，例如，他曾经认真探讨信息与核武技术是否可能推翻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

电影《大话西游》有句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得以再版，该书序言有力回应了对“终结论”的种种质疑和批评，福山自认为猜中了结局。现在他也尝试着猜中开头，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读者，不妨先看看《政治秩序的起源》，再思考一下福山两头都猜中的胜算有几分。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这个好，多谢推荐。已在当当下单。

近些年广西师范版的书，注意选题和出版质量，其中的一些，比较符合自己口味，买了总有几十本了。
听说这本的中文翻译弄得不好。

十多年前刘小枫在重大有个关于福山的学术讲演，记得题目就叫“历史的终结”，一篇很有趣的讲演。那之后我知道了福山，这本书也买了，还没读。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两本书都是老舅送我的，前者两年前读过，但仍然消化中。后者，只读了个开头。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在此书中亨氏通过大量案例，批驳了梅雷迪思《非洲国》所述的理论：政治与社会发展，能带给脱殖国家以政治稳定。其结论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并非是运行在一个轨道上、表现为正相关的过程，前者发展，不意味着一定导致政治稳定。政治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其衰败和发展，存在同样的可能性。

亨廷顿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区分，更多的从有效性的视角去考察，实际从另一面阐述了中美政治体制的共通性，很有新意。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才有所得的。如果我们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能从另一侧面介绍一下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研究中的相关内容，让人耳目一新。亨氏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观察中去讨论现代化，对于当前急速现代化的我们，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甚至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中的种种特征，而他的部分观点与我们现在正在付诸实施或是反复强调的部分理念是吻合的。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只读了个开头，就可见其主题之宏大，作为一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能让人看得不枯燥首先还是得感谢译者，有人评论他译得不好，估计是对学术类的书译得方面要求更为严谨吧。福山曾在早先就有过一次历史的终结，此次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说福山沿着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路写下去，发老师未发之覆（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用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机构的演化框架。从类人猿行为模式研究起，探讨小规模部落形成肌理，现代国家形成的基本条件，直到法治国家出现，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问责制政府的诞生。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机构出现的原因。书中的案例，涉及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包括中国(很重要的部分)、印度和伊斯兰国家。（阅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