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摩登天空音乐节

摩登天空唱片公司从2007年开始做音乐节，他们在西安做音乐节的时候，围栏是按照欧洲标准做的，推土机都推不动，如何安排人流、分散人流也都布置得很科学，但是当地公安部门没有见过这些，尤其是没见过观众站着看演出，公安部门说：“西安的观众可能会把它推倒，必须做成水泥围栏。”摩登天空总经理沈黎晖说：“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因为各地情况不了解，他们比较坚持，我们就用这个方案。在通州运河公园用这个就没问题，可能观众有的太热情，有的看热闹，什么情况都有。去年在通州的草莓音乐节，脑浊乐队在上面演，有人去推护栏，发现护栏有些松动，公安就觉得这个特别危险，很多乐迷蹦啊，Pogo啊，公安就想上台制止。我们现场总指挥就抱住公安，说你绝对不能上台，如果上了台，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慢慢公安就知道，大家也玩的很开心，没什么危险。北京音乐节多了，公安就慢慢变成服务角色了。但北京之外，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很多地方现在也开始政府支持，相信有经验的公司，我们有个安全预案要跟公安过，他们提问我们解答，对他们可能就是全新的挑战。我们曾经到英国取经，有人专门讲过音乐节的安全问题。我们做草莓音乐节，通州运河公园的坡度有问题，如果人都往前推，力全挤在前面，就会有危险。所以现场我们就没有安排特别重的乐队。今年8月做长城音乐节，我们就有经验了，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一个山谷的坡度平成了五度，这样人在上面才安全。同时舞台区、护栏、艺人离场路线都要设计的非常合理。音乐节确实是现场演出中最复杂的演出形态，国内各家办音乐节的机构也慢慢从实战中总结经验，看起来现场很随意，其实背后都是很理性科学的设计。”

随着安全问题的逐步解决，音乐节的内容和氛围就成了核心。中国观众也是慢慢通过体验明白了音乐节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在有音乐背景下的参与和交流，享受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让自己成为现场的主角。沈黎晖说：“音乐会和音乐节的区别好像是互联网的1.0和2.0的区别，演唱会是单向，所有人看台上，一个座位一张票，固定在座位上，所有人之间没有交流，观众以舞台为核心。音乐节每个人自己是明星，变成了他是线下的社区，音乐的社区，每个人都可以穿的很不一样，去音乐节秀。演唱会往往两三个小时，音乐节时间更长，这个体验很难忘，很不一样。”

（三）什么是户外音乐节

音乐节应该展示一些什么内容呢？作为一种聚会，它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沈黎晖说：“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音乐节，气质会很像这个人。英国格拉斯通伯里音乐节所有板子都是手写的，比如厕所很脏，刻意去营造嬉皮味道。我们摩登天空成立10年的时候办第一次音乐节，10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音乐、出版、设计……我们是挺跨界的公司，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玩什么看什么听什么。这个品牌就是这样的气质，做音乐节也一样，所以我们的口号一上来就是“MUSIC +”，加号的意思是加很多东西，每年都可以不一样，有无限可能，音乐才有这样的力量把这么多人连接起来。欧洲美国的音乐节背景从嬉皮年代来的，骨子里都是音乐要去释放，反城市化。中国的音乐节不是，没有那段历史，我们自己做也觉得，中国音乐节有点像享乐一代的产物，而不是嬉皮一代的产物。我觉得很好，我愿意看到他们在音乐节享乐。现在我们的观众和欧洲的年轻一代已经很像了，但传承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非提伍德斯托克，它永远不可能被超越，我们应该创作让年轻一代达到真实的东西就行，而不是我们去臆想一个乌托邦。现在每个人都特别孤独，特别有自己想法，自己特把自己当回事儿，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宇宙，每个人都很刻意。我觉得音乐节必须有核，告诉观众是怎么回事，让观众变成内容。音乐节就是把生活方式告诉大家，不来就落伍了，来就上套了，下一届就呼朋唤友，都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可能这是唯一的渠道。音乐节真的是一个媒介，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把好的东西传播出去，是特别恰当的媒体。”

过去，在中国开放性群体聚会是有限制的，在西方，之所以音乐会能演变成音乐节，就是它有聚会的传统，从单纯的欣赏音乐到体验短暂的群体式欢愉，这个变化很自然。但中国不同，之所以很多人队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情结，因为它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带有非暴力的对抗色彩。而当音乐节在中国落地生根，它是以享乐方式出现的，观众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找到另一个自己。

今日坐京沪高铁G3回到上海，只用了4小时48分钟，一切顺利非常准时。如果中国高铁能都这么准时顺利高速，我确实应该中国高铁欢呼。车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中国的户外音乐节。前些日子，在豆瓣上看到上海要举办迷笛音乐节，一位应该是北京的乐迷在豆瓣上破口大骂上海的乐迷，嘲笑上海是否真的有人能够理解迷笛音乐节，颇显一代摇滚乐迷的风骨。

今年上海的夏季音乐节，据说票子被疯抢，大牌的指挥知名的乐队和贝多芬交响曲准全集，点燃了本地乐迷的热情，这与去年不能同日而语。不过，这里要说的还不是这类封闭式的音乐节，而是户外的音乐节。

晚上回来后翻了一些文章，发现没有一篇比车载杂志上的写的更加综合，所以列出一些网络文献，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http://music.yule.tom.com/2010-08-03/002E/09513234.html
从乌托邦到享受生活——中国音乐节十年


一  从迷笛音乐节到热波音乐节、西湖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张北音乐节、草莓音乐节

今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音乐节有近40个，音乐节已经成为现在城市年轻人户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今年，正好是中国举办户外音乐节10周年，10年来，它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完善，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之一，尤其是，随着音乐行业的萎缩，音乐节已经是唯一一个给这个行业带来希望的形式，也变成人们欣赏音乐和生活方式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观众也逐步认识到音乐节作为一种聚会方式，是让人们在几天的时间尽情去享受音乐、交流。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也从最初对音乐节的怀疑、担心变成了理解与支持，才让音乐节在短短十年内有了扩张式的发展。

1995年，记者在采访崔健谈到音乐节这个话题时，崔健很兴奋地说：“我希望有一天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大家聚在一起享受音乐，非常自由。”崔健甚至认为，音乐节就是一个乌托邦。那是15年前，当时中国人对音乐节的了解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场具有50万人的聚会被赋予了很多神话，也是追求乌托邦梦想的摇滚乐手们所向往的乐园。事实上，崔健在当时被列入限制演出的名单中，更别说100万人的音乐节了。

一度，在北京连续举办过北京爵士音乐节，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节，它只能在剧场演出，而且当时观众对爵士乐的了解还很少，影响力很小，几年后，爵士音乐节就办不下去了。

直到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校园举办了第一场音乐节，才正式启动了中国音乐界的序幕。

当时迷笛音乐学校位于北京上地产业开发区，实际上在当时就是城乡结合处，交通并不方便。在五一期间，当地农民工忽然看到有很多留着长发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涌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就这样，当时以文艺青年、摇滚铁托、城市愤青、闲散游民、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分子为主的摇滚音乐节诞生了。从规模上讲，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参与的人并不多，两天大约有2000人参加，从形式上看，它更像一个学校的汇报演出，参与的乐队都是迷笛音乐学校的学生，包括后来有些名气的乐队舌头、痛苦的信仰、木马、废墟、夜叉、幸福大街等30支乐队。

第二年五一黄金周期间，迷笛学校举办了第二届音乐节，观众每天增加到3000人，参加的乐队有40支。“摇滚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这是当时舌头乐队的吴吞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逐步验证了音乐节主角是观众的变化过程。

从2002年第三届迷笛音乐节开始，它真正走向户外，在香山脚下，每天有将近4000人参加，参加演出的乐队增加到50个。音乐节从此变成了年轻人在长假期间去寻觅的一个乐园。也是在2002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第一届雪山音乐节。现如今，热波音乐节、西湖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张北音乐节、草莓音乐节……遍地开花。

（四）乐队与音乐节

音乐节的繁荣，慢慢拉动了与音乐节相关的周边产业的发展，这一点在北京尤为明显，北京是一个产业链相对比较完善的城市，音乐节所提供的平台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享乐的需要，还集成了创意文化、餐饮、艺术等多个领域。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让音乐行业自身得到了拯救。以前做摇滚乐的都很穷，现在通过音乐节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慢慢得到了改善。张帆说：“这两年音乐节井喷了，我觉得特别好，乐队有饭吃了，谢天笑今年估计得演四五十场。崔健的演出就一直连着，很多迷笛的老乐队，都是巡演专业户了。乐队的收入每年都在翻倍，摇滚音乐人我就说应该是中产阶级的收入，无产阶级的思想。” 沈黎晖说：“这一两年时间会有好多乐队一年挣100万以上，账特别好算，比如有50个音乐节，30个请你，一场三五万，一年下来就过百万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摇滚明星，以前不是，是摇滚从业者。明星有钱，而且是市场给我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演出很多年而不至于解散。”

张帆说：“痛仰乐队去年是国内巡演最多的乐队，有六十多场演出，他们今年马上又有一个高密度的巡演，一天一个城市，连续20天。像脑浊、扭曲的机器等很多乐队都巡演，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全国巡演的路已经通了，虽然有些酒吧设备还不好，但起码到当地有人接待，有地方演出，可以卖票，可以卖你的纪念品、唱片、T恤，有的可以持平甚至可以收入，这样的乐队一旦走起来的话，比窝在树村、东北旺，忍着穷着要好得多，精神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现在各地政府都开始有大型音乐节了，政府出钱，觉得是政绩了。”

另一方面，摇滚音乐节的发展让观众慢慢习惯了现场演出的魅力，逐步适应商业演出买票的习惯。中国的演出市场过去都比较畸形，很多演出往往是政府或企业买单，赔赚无所谓，门票多是赠送出去，比如《同一首歌》这样的演出。但音乐节主要的成本和利润回收靠门票，目前在外地虽然还是半市场半企业半政府行为，但至少在往正规的市场行为上走。音乐节的出现，可以让很多名气很大的歌星现原形，他们可能很有名，可以经常混个脸熟，但是演出不一定有上座率。而且，摇滚音乐节在间接地把假唱逐出舞台。

中国户外音乐节的尴尬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8375

户外音乐节似乎是中国萎靡的音乐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即使是从不买CD、从不看演出的人，也常常会在“阳光、白云、心灵”等宣传语的鼓动之下，在朋友的邀约之下走入户外音乐节的场地，期待着得到一次身心的放松。

近几年来，每到五一、十一、暑期，都会有五花八门的户外音乐节在中国各地举行，吸引着众多摇滚青年、户外运动爱好者、白领人士的参与。每次假期之前，关于结伴参加某个音乐节的讨论在网上随处可见。然而，事后的反馈却并不总是与之前的期待相一致。

最近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第二届“绿色旗帜”草原音乐节和河北省张北县举行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就是如此。靠着“暑期+草原风光+巨星”的招牌，这两个音乐节都吸引了上万的观众。而后来传出的消息却大多是负面的。张北音乐节的观众抱怨主办方宣称的“草原”其实是黄沙满天，“距离北京两小时的车程”实际上要开七八个小时，上厕所要走一公里等等。而“绿色旗帜”则更离谱，因为演出费到开场前还没有谈拢而导致一批乐队临时退出，演出时间和顺序完全被打乱而没有任何通知，有的乐队在演出过程中音响被主办方强行关闭，李宇春等流行歌手受到摇滚迷们的矿泉水瓶袭击，观众被保安打伤……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的“绿色旗帜”，但根据朋友的描述和我自己曾有的经历，不难想象当时的混乱场面。两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在鄂尔多斯举行的第一届“绿色旗帜”草原音乐节，当时的情况与这次非常相似。两年过去了，主办者似乎没有任何进步。

与中国众多领域里存在的问题一样，中国的户外音乐节缺少专业人员的管理。操作者往往是一些政府人员、赞助商、媒体、音乐爱好者的集合体，因为缺乏经验而无法解决各种冲突。

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今年五一在镇江举行的迷笛音乐节，可谓是皆大欢喜。主办者因为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名气而得到了承认，这次走出北京来到镇江，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免去了审批的麻烦和票房的压力。而镇江市政府通过这次音乐节而取得了良好的公关效果，提供场地的“优山美地”也为即将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做了一次成功的广告，华东地区的乐迷们也有了一次在家门口参加户外音乐节的机会。音乐节期间，镇江的宾馆几乎全满。当我进入音乐节现场的时候，可以见到不少外国观众，使得镇江在那几天散发着一种国际化的氛围。当地朋友告诉我，这在镇江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而对我来说，迷笛音乐节仍然不是理想的音乐节，因为它缺乏一个音乐节最重要的内容——好的音乐。当然这不全是主办方的责任，因为中国的摇滚、民谣、流行音乐的确乏善可陈。在参加过几次不同的音乐节并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以崔健同样的表演收场以后，再见到这位中国几乎唯一的摇滚巨星时让我感到的更多是一种尴尬。就像去年上海的大宁音乐节，唐朝、斯琴格日勒、崔健，或许能给没看过他们演出的人带来一丝激动，但是然后呢？我们能够守着八九十年代造出的几个明星看一辈子吗？

因此，在现阶段，除非能从外面请来好的艺人，中国的音乐节很难在内容上拥有亮点。这次张北音乐节的最大看点就是来自台湾的张悬和英国Trip-Hop音乐家Tricky，如果没有他们而只有那些北京的地下乐队，音乐节的人气恐怕会大打折扣。然而，中国大多数音乐节目前还没有能力请来真正的国际一流乐队。

那么，中国的户外音乐节能带给我们什么？它可以给你一个旅行的借口，让自己暂时换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交到朋友，不管音乐节的组织多么稚嫩，参与者大多都是和平而友爱的，你可以和陌生人握个手，干一杯。最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也许能听到一些不错的音乐。

音乐节拯救不了中国摇滚
孙孟晋
http://www.youyin.com/sunmengjin/yy2899-10-041.html


在不到一个半月里参与了两个大型音乐节，有过同样又不同的经验。

    总是在深夜时分，有点枯竭的生命被什么撑起。在英国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我得到的是快乐聚会之后的留恋；而在贺兰山中国摇滚音乐节上，我看到自己希望的气球如何在夜空里上升又坠落。

    前一个是节日，每年都有，如同一个开放的盛宴，牵动的是感动的神经，而不是成败在此一举的神经；后一个是赌博，并且是游击战，放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且以摇滚老“革命”的方式回顾，更像是靠几张熟悉的脸、几首老旧的歌把江山坐稳一点的表彰大会。


“滚动的蛋”不滚

    也许，我特别在意某种特别的见证。在Glastonbury，我们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谁。而在贺兰山山脚下，我们没有拥抱，我们被提醒——我们是一个个中国摇滚的铁血分子，我们是来回首这些年走过的道路的。大概正是这个原因，长年蛰伏的人都蠢蠢欲动起来了。中国摇滚20年，事实上就是一个江湖折腾史或者一段自我埋葬的坎坷人生故事。有摇滚音乐人在音乐节上对我说：中国摇滚20年一直在欺骗。

    其实，我是不愿意把什么都看得很清，你会觉得现实很无趣。说穿了，摇滚圈子里的谎言只是一揭就开的秘密而已。在中国摇滚自生自灭的今天不乏以下这些人：远离音乐真诚的，躲在角落里失语的，举着勋章而在致富的道路上轻尘而去的，纷纷向恶俗流行缴械投降的。切记，当我们需要用“辉煌”两字来装点门面时，我们已经在宣告摇滚的死亡。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摇滚有了终身制的排名，有了没有更新换代的王朝。他们以极为丑陋的生存骄傲反对着什么，其实也就是反对别人反对自己。

    圈子以外的人并不知道：中国摇滚的老一代客观上在阻碍着新一代的发展。换句话说，让后来者尝尽自己尝过的人生挫折，而不是真心去扶持后进。这样的结局是：新的受挫折的人逐渐在苦尽甘来时开始世故起来。很简单，我在英国看到的是几代同堂——新一代不用在夹缝里生存，甚至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可笑的是在贺兰山音乐节上，那批苦苦维持着江山的中国摇滚老人们也不忘展示几首新歌——往往这时总是全场哑然的时刻，难听的旋律、老套的配器、苍白的体验令他们的支持者一时从怀旧的梦里拉出来。中国摇滚已经很丑陋，不用去扒光假象，也不用去揭开伤疤，即使揭开了也没有痛楚。

    大家早已习惯了带着面具搂搂抱抱。这些老人们在十多年前曾经胸怀大志包括拥有宽容，而他们在今天的大志是——平时集体消失，只在捞取名利的场合出现。并不惜欺骗别人——他们依然还很真诚地面对音乐。


以旅游的名义推广摇滚

    在英国看音乐节，我可以坐着或躺着。而在贺兰山，我只能站着。因为怕弯下腰而站不起来。中国摇滚老人们靠一块遮羞布是遮不住的了，多亏策划人黄燎原的苦心经营，否则他们的庸碌人生就会彻底暴露。摇滚，是最真实的东西，一旦你失去了直接面对人生的勇气，就只能靠欺骗为生。

    中国地大物博，有无数地方还会效仿丽江与贺兰山，以宣传旅游景点为名举办摇滚音乐节，也会有伟大的投资商慷慨赞助。这次在贺兰山脚下，我有幸看到了这位投资商请了北京12位富翁级的艺术家设计的后现代建筑。说心里话，乍一看，一幢幢房子还构思奇特，但在那自然美丽的贺兰山的夕阳映照下，却露出了很不光彩的狗尾。同样，面对朴实的乡情，摇滚老人们和那几幢房子一样，只能是一群“野蛮的入侵者”。

    关于音乐，我们以前在聆听他们时都曾经被他们感动，那是被感动包围的孤独之夜与新长征的号角。而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再找寻到，哪怕有摇滚专列的护送。贺兰山音乐节上有几位讲废话比唱歌出色的主唱，“黑豹”的秦勇是一个，“瘦人”的戴秦也是一个，如果哪个马戏团需要一个会拔高嗓子的马戏家，我一定推荐戴秦，他在舞台上手忙脚乱，一会儿喷火，一会儿向天空扔话筒，一会儿下跪……搞笑摇滚也不是这样搞法的。“黑豹”、“瘦人”、常宽是音乐节三大表现最差者。其中，建议常宽以后别把自己的音乐领域搞得太宽，你那些破歌能改得通顺一些，已经是修得正果了；就做个寂寞的流行歌手吧，你长得一点都不像摇滚。

    没有摇滚状态，就只能在舞台上拼命表演或者掩饰。而且，你会意外地发现空气里充满着暧昧的气味。这是这一代人的捆绑关系，为了继续在媒体前扮作英雄。这样的关系并不牢靠，该腐烂的总要腐烂。

    音乐节的亮点在哪里？是“苦大仇深”的左小祖咒，是将讽刺编排成戏曲人生的“子曰”，还有就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何勇，他还有直接反抗的勇气，一曲《垃圾场》让人看到了火焰在燃烧与机关枪在扫射。我相信他依然活在某种想像的世界里，而维系着某种很本能的冲动。崔健是非常专业的了，也许，依然不喜欢他的老练，不喜欢他千篇一律的台词——像在背很无趣的崔氏语录，但他的乐队控制力还是一流的。

    不谈现场水平，应该相信张楚的诚实，倾听有时是眼神，还有骨子里往外走的气质。对不起了，燎原兄，我知道你为这次音乐节所付出的。但中国摇滚老人的颤巍巍是搀扶不住的。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年轻的新生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熟。摇滚，永远属于年轻人，而不是老人。

    还有乐评，我们是否都在讲真话？我们在被音乐感动时（包括一些令我们开始失望的中国摇滚老人的经典音乐），我们没有任何江湖的概念吧。

    曾经发过誓，因为摇滚——我们赤条条地来，也将赤条条地去。

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发觉当代中国音乐节的问题主要是歌手、票价、策划与赞助等诸多方面。

从歌手来说，各大音乐节的熟面孔，大多在音乐方面被关注的很少，就是比较小众。不是音乐节不想邀请大牌歌手，而是这些大牌歌手要价太高，一位大腕的出场费可以cover余下所有乐队歌手的出场费了。

从票价来说，迷笛音乐节一天票价为80，套票为200，苏州相城音乐节一天票价100，成都音乐节票价与此类似。不是这些票价的绝对值有多高，而是对参加这些音乐节的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很低的票价。反过来说，票房收入是音乐节收入的主要来源。

策划方面，每次音乐节的策划总是有很多想法的，但是在碰到赞助商的资本投入所获得 的话语权碰撞以后，原来的思想都变得面目全非。

中国现代音乐节要想真正的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真正的思想解放，而不是表面上的，而这个在中国太难了．．．．．．．．．．

镇江音乐节朋友邀请我去，有事没有去成，反映很热烈。

是啊，摇滚的自由奔放精神，应该建立在对于社会一切现象进行批评的权利的基础上的……
清兵 发表于 2011-7-24 07:35

但是个人的价值观、包括素养很重要，国内玩摇滚的很多都是借这摇滚的幌子搞放纵、劣迹斑斑。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这点上目前网络走在前端，并且舆论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贴差点沉了，昨天我也收到一大堆音乐节宣传册，我觉得音乐节对古典音乐的推广功不可没，价平、持续周期长、质量不断上升，音乐节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