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一些中国唱片的重新出版的历史录音，其中顾圣婴录音，到网上去捜了一下资料，看到了这篇文章，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贴过来，也算表达自己一些------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一○八八弄一○三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傅雷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次日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
　　阿尼头（上海话“阿二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
　　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一九九○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五十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顾圣婴的家，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文革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这都将成为永远的谜。这个决定极其残忍和决绝，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30岁。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他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早慧的她5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19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正统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早慧的天资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1953年，16岁的她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名外噪一时（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1957年，19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诗意深情。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竟是那么优柔哀怨，令人忧然远思……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200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她曾以弹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赵沨院长说，能像顾圣婴那样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是凤毛麟角。

　　从五十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一天演出3场，每天只能睡4～5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之的。阿伦特语，“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当地的中国，几率却微乎其微。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有谁？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家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顾圣婴留下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的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后来殷承宗很快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在顾圣婴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赞许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里是何等感动，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为冰冷的心里已经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说“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他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们见到过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文革之痛在于：迫害这些音乐学问高深的代表人物的也是听音乐的人，有些甚至就是他（她）们的学生！

如此摧残文化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信仰的狂热给平时理性的人们带来了间隙性愚昧，给后代带来确是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

这个话题 有点敏感吧~~~
但我个人的理解是 国有国运，别说什么迷信之类的，从历史上看 国有国运是事实 大势时谁也扭转不过来~~当然因为那次活动 我们影响不知几代人和多少事情 最后结果就是倒退 精神与科技 人文与道德 等等~~

说到国运 ，说的是全球的大势，还有生态平衡，用生态平衡来解释比较好玩，我认为如果国人不经历很多苦难 或者说我们劣根没有那么坏 我们国人必定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民族或国家~十几亿小日本加上这个国土 大家能想到后果吧~~老虎能飞还能潜水了  这不符合生态平衡~~所以我们国人 老是不争气 都争气就太可怕了~~

所以有些事 该发生的就发生了~~感叹没用~~什么事从大的方面来看 就是合适的~~

关于顾圣婴的帖子以及资料老哈以前就发过，我还特为此买了中唱的碟，那个魑魅魍魉肆无忌惮横行的年代暂且不谈了，单就顾圣婴本人音乐中所透出的修养以及修为而言是非常优秀的，我甚至可以说，她就是一位天才的萧邦演奏家！

顾圣婴事情早就有所了解，我的父辈在文革中遭遇我也知道一些，发一下这个帖子，其实，就是这几天看了顾圣婴一些资料感到有悲凉，又无法释怀。所以发一下表达一下某种心情罢了。

沉重的历史，国家，民族的悲哀啊！

是啊，我也因为老哈的帖子买了中唱那张顾圣婴。

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现在又在重演

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现在又在重演
wlg2000 发表于 2013-3-8 10:04

咎由自取怎讲？谁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