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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
来源:《史林》2008
摘要:百代公司,民国时代最大规模的唱片企业,既是民国时代斑斓多彩的城市生活中的一面,也是社会时尚、流行文化在 声音上的具现。
Tag: 葛涛 百代唱片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但凡提及唱片,鲜有不知上海百代者。民国时代最大规
模的唱片企业是百代公司;最负盛名的唱片乃是百代唱片。百代这个品牌所蕴涵的意义,远
远超出唱片本身;它既是民国时代斑斓多彩的城市生活中的一面,也是社会时尚、流行文化在
声音上的具现。百代沉浮中,也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起落。
[作者简介] 葛涛,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35
一
上海百代公司的创始者为法国人E.Labansat,中文译为乐浜生(亦有译为“乐班萨”
者)。19世纪90年代末,他远渡重洋来沪,起初境况颇为潦倒。屡经周折后,乐浜生最终
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沿街设摊播放唱片,此时已是20世纪初叶了。
乐浜生的摊点位于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设摊的具体年份、以及最初的甘苦等,
已无从知晓。但生意兴隆这一点却可以肯定。数年内,乐浜生不仅藉此安身立命,还积聚了
一笔资金,从而为日后继续扩展事业打下了基础。
1908年,乐浜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最初称为“柏德洋行”,后于1910年4月改称百
代公司。
①
柏德洋行从创立之初起即为法国百代公司(Pathé Frères)的在华代理商,销售该公司
出品的各式留声机、唱片、电影机械、影片等,批发或零售均可。“柏德”为法语“Pathé ”
的音译。柏德洋行设有总行及分行。总行坐落于四川路九十九号,分行位于四马路老巡捕房
西首中和里口;房屋是租赁的。为了便于营业,还安装了电话,总行的电话号码为“二三八
九”,分行的电话号码为“二八六二”。
②
此外,柏德洋行在外埠还有两家经销处:位于江苏南京下关的润昌公司和江西洗马池的李怡昌号。对于柏德洋行而言,如何选择买办是一个攸关今后命运的重大问题。乐浜生聘请了一位宁波出身的商人张长福担任买办。
③
虽然张长福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 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对于柏德洋行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终法商之世,张长福一直担任华经理,为百代公司的业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柏德洋行并不是法国百代公司在华的惟一代理商。20 世纪初叶,除上海外,法国百代公司在北京、天津也陆续设立了代理机构,但业务重点在于开拓电影市场,而乐浜生却将唱片视为优先发展的业务。
柏德洋行创立不久,乐浜生即筹划在国内开展唱片录音活动,为此特意从法国购来录音
设备,并聘请技师一人来沪;而制定录音方针、联系对象等事宜就交由张长福负责。当时灌
录的唱片绝大部分为京剧,间或夹杂地方戏曲。然而张长福既对京剧艺术不甚了了,与剧界
也素无交谊;他是倚靠王雨田、乔荩臣才得以打开局面的。王、乔两人皆为清末票友界著名
① “百代公司即是柏德洋行”,《申报》1910年4月19日、20日、21日。“百代公司即柏洋行”,《申报》
1910年4月27日、28日、29日、30日。
② 《申报》1910年3月23日,第一张第七版。
③ 《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第七篇“家用电器商业”,第二章“电讯业”,第一节“沿革”,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
的宗谭(鑫培)人士,遥吟俯畅票房的票友。在他们的尽力奔走下,京城多位名伶允诺为百
代灌音,张长福等随即准备携器材、技师等北上。
然而蓄势待发的京师之行却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14、15日相继去世
而被迫耽搁。清廷宣布实行“双国孝”,其间禁止一切戏乐。待1909年3月3日“双国孝”
结束后,才终于成行。灌音后,交由法国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再返回上海销售。也就是在这
一时期,柏德洋行正式改称法商东方百代公司(Pathé Orient)。
首次北上灌音进展极为顺利,首功应归于王雨田、乔荩臣。两人的票友背景,前文已有
交待。王雨田日后正式“下海”,被誉为深得谭鑫培真传。乔荩臣既是名票,同时还是法国
百代公司在北京的代理商。在京师大栅栏,他算是一位实力人物,除了担任屈臣氏大药房经
理,还在其他产业中持有股份。清末大栅栏一带的戏园中,已有数家在晚间放映默片;放映
时一般用留声机播放唱片充作背景音响,而唱片基本皆由乔荩臣提供。王雨田、乔荩臣既是
名票,又与百代关系特殊,由他们出面联络灌音事宜,确实最为适宜。
这批唱片问世后风靡一时,百代由此名声大噪,对于今后的业务展开意义重大。与谋得
利洋行(代理“胜利”品牌)、老晋隆洋行(代理“哥伦比亚”品牌)等沪上老牌唱片商相
比,百代算是后来者。若论公司实力,略占下风;若论经营业绩,起初也并未表现出过人之
处,甚至还不如高亭、蓓开等稳扎稳打的德国唱片公司。但自从这批唱片发行后,法商东方
百代公司赢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转机。
百代唱片为什么受到如此欢迎呢?首先就内容而言,完全可用“名伶荟萃、好戏连台、
行当齐全”予以概括。这只须对参加灌音演员的阵容,以及所演出的剧目稍作分析即可明了。
如有“小叫天”、“谭老板”之称的老生名角谭鑫培本次灌录了《秦琼卖马》与《洪羊洞》,
虽然这两出戏并非他最得意的剧目,但该片却于此后十余年内一直稳居百代单片销量的榜
首,直至1921年后方被露兰春的《阎瑞生(惊梦)》所取代。
①
这也是谭鑫培首次灌唱片。
罗亮生在《戏曲唱片史话》一文中描述:谭鑫培当时尚不知索要片酬,认为灌唱片一则乃应
朋友之请,二则也是替自己做宣传,因此坚拒酬金;在这种情况下,百代公司便以“大土”
(上等鸦片)两只赠与酷嗜鸦片的谭鑫培。两只“大土”不过值银50两,而谭鑫培却觉得
礼物过厚。其他如同为首次灌音的老生票友王雨田、花脸讷绍先等,均名噪一时;灌录的也
多为平生得意之作。
除内容外,百代唱片的质量堪称上乘,其中尤以讲求真实最为突出。自唱片传入以来,
各唱片商在灌录唱片时普遍弄虚作假,尤以英商谋得利洋行为最。谋得利于清末灌录的所谓
“物克多”京剧名伶唱片,凡冠以孙菊仙、谭鑫培、汪笑侬、王凤卿、龚云甫、双处等名者,
大多系冒名之作。
驱使谋得利洋行造假的最大动力在于追求利润,而买办徐乾麟则是这一经营方略的始作
俑者。在这种情势下,百代公司却逆流而行、灌录真正的名伶唱片。此举对于公司自身,以
及中国唱片今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百代公司决定灌录曲目时,尽可能挑选名伶经常演出
的拿手戏,从而为顾客提供辨别真伪的可能性;此外,还于唱片发行之际印发广告宣传品,
渲染其真实性。罗亮生对此回忆道:
……从前购百代的谭鑫培的唱片,就附赠有说明书一张(上面印有谭本人的照片及
写的信),来证明是他自己所唱。
②
吴小如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并提供了一封由其抄录的谭鑫培致百代公司的信。
③
百代唱
片声誉鹊起后,“物克多”唱片的销路随之大减,谋得利洋行遭受重创。
此外,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制作技术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从清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①罗亮生述,李名正整理:《戏曲唱片史话》,《上海戏曲史料》第1册,第 页。
②罗亮生述,李名正整理:《戏曲唱片史话》。
③吴小如:《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2
间,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灌制的均为钻针唱片,除第一批唱片的直径为14英寸外,其后皆为
12 英寸。它们具有以下特征:片心部位没有日后众所周知的“雄鸡”商标,而是用汉字刻
上公司名称;片纹由内向外;位于片心右上方的菱形戳记中用英语刻有产地。当时有的片心
上方刻有“巴黎百代寰球第一唱片公司”;也有的仅刻“百代公司”四个字。片心下方则刻
有灌片演员姓名或艺名、所灌剧目名称,如“特请京都头等名角刘永春演唱铡美案”、“特请
超等名角即德山演白良关”等,一般分成数行。颜色多为白色,字体颇为幼稚。至于菱形戳
记中的产地标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MADE IN FRANCE”(法国制造),战争期间则是“MADE
IN BELGIUM”(比利时制造)。
1910年前后,百代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金钢钻针”唱片。“金钢钻针”较之以往使用
的唱针更为坚实耐用。此前使用钻针唱头每次播放唱片时需要更换唱针,既繁琐又易损坏唱
片;而“金钢钻针”坚固耐用,可持续使用多次。此外,“金钢钻针”唱片两面均可收录、
播放,这在当时确属罕见。百代公司称这种新型唱片为“改良戏片”,并相应地对留声机做
了改进。改进后的留声机被夸张地称为“寰球第一之唱机”。
①
“寰球第一之唱机”每台售价为大洋18元。
②
百代公司也非常重视唱片制作过程中的细节创新。比如它首开在片头报节目的做法,后
为多家唱片公司所效仿。早期百代唱片多由王雨田担任节目报告人。
③
直至1929年由英商
接办后,百代才取消了这项惯例。
百代灌录的首批唱片是在强大的广告攻势中发行的。公司不吝巨资在《申报》等报纸上
大做广告。仅以1910年3、4月为例,百代公司共在《申报》上刊登了3种广告。3月份刊
有百代广告的日期有23日、25日、27日、29日、31日,每次一则,内容相同;4月份为2
日、19日、20日、21日、27日、28日、29日、30日。每次一则,内容则分为3种。
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百代不久实施了第二次灌片。在巴黎成片后,分批返回国内销售。
从1913年6月起,
④
截至7月20日之前全部到达。
⑤
较之首批,第二批唱片的内容更为丰
富多彩,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百代公司于7月21日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对此做了
简介:
京、津、山、陕、武汉、苏、沪诸大名角、超等艺员,烦请演唱各擅专长之拿手
好戏,收入唱片,花名、戏目多至千余种。因限于篇幅,不克详登报端。
⑥
每逢新片抵沪,百代公司都会同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介绍内容,为之造势。如1913
年6月百代公司在《申报》登出“新片到申”的广告,告知顾客其中有“小叫天、小达子、
金秀山、刘寿峰、李吉瑞、龚云甫、张毓庭、谢大玉、王三妞、元元红、小金娃、孟小茹”
等名伶所灌录的唱片。
⑦
7月10日,百代又在《申报》刊登“续批新片已将到申” 的广告,
预先造势。
⑧
百代的第二批唱片一俟面市,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百代公司如是夸耀:
此次新片到沪,人人欢迎,莫不争先购置。未及一星期,已将所到之片几于一扫
而空,现已所剩无多。
⑨
虽然广告用语难免夸张,但唱片受到市场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百代公司既感兴奋,也
颇自负。它认为自己在灌录唱片时坚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从而距离“营业扩张、蒸
①《申报》1910年4月21日,第二张后幅第八版。
②《申报》1910年4月27日,第一张后幅第八版。
③ 吴小如:《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第150页。
④《申报》1913年7月2日,星期三,第14版。
⑤《申报》1913年7月21日,星期一,第11版。
⑥《申报》1913年7月21日,星期一,第11版。
⑦《申报》1913年7月2日,星期三,第14版。
⑧ 《申报》1913年7月10日,星期四,第9版。
⑨ 《申报》1913年7月2日,星期三,第14版。
3
蒸日上、蜚声全球”的目标越来越近。
①
百代一跃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之一。与此同时,其他品牌的唱片如谋得利洋
行灌录之“物克多”等,已被迫处于下风。对比1913年7、8月《申报》之“百代”与“谋
得利”广告:百代连篇累牍、极尽周详地介绍新唱片;而谋得利却在有意淡化唱片的地位。
正值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开局顺利、前程似锦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
法国百代公司被迫将主要生产基地转移至比利时。凡一战期间百代公司发行的唱片,均在片
心右上方的菱形戳记中印有“MADE IN BELGIUM ”(比利时制造)的字样。
对于完全依赖法国工厂成片的百代公司而言,形势极为严重。乐浜生对此必须做出决断。
1915年初,百代公司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厂址选在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
嘉浜路874号、徐家汇公园所在地)。
工厂施工期间,百代公司仍陆续灌片。如1917年7月,它在《申报》刊登新唱片广告。
一则乃告知“《敲骨求金》、《思凡下山》等片兹已抵沪”,由于存货不多,欲购从速;
②
另一
则由分号“百代公司和记”刊登,称包括刘鸿声《骂杨广》、三麻子《扫松》等在内的一批
新片已经到货,“特请诸君零售,每逢星期照常交易”。
③
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工厂于1917年内建成后正式投产,这是中国首家唱片制造厂。它
仍以生产钻针粗纹唱片为主,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开始印有鲜明的红色“雄鸡”商标。这
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著名的红色“雄鸡”商标从此享誉中国。
唱片制作本土化使百代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发布新片的频率越来越快,每年
都有新片推出。如1921年12月初发布的新片有:露兰春《哭祖庙》、《宏碧缘》,陆啸梧《刁
刘氏游四门》、《嫖客现形记》、《白娘娘报恩》、《兜喜神方》、《方卿见姑娘》,邹剑魂《刁刘
氏》、《赵五娘琵琶记》、《孟姜女寻夫》,林雍容《方卿见姑娘》、《道情》,以及扬州调《下盘
棋》、《满江红》、《小尼姑下山》、《独占花魁》、《打牙牌》。
④
1922年10月1日“即日发行”的新片除了高庆奎《珠帘寨》(头二段)、《戏迷传》(头
二段),孟鸿茂《烟鬼叹》(反二簧、头二段),白牡丹《贵妃醉酒》(头二段)、《玉堂春》(头
二段)之外,尚包括两张“扬州新时调”及三张“西国军乐、国歌”。
⑤
其中“扬州新时调”
有陈明贵、张少泉合演的《穿心跳槽》、《武松杀嫂》,以及陈明贵《十杯酒》(头二段);“西
国军乐、国歌”则包括法国国歌、一组法国军乐、俄国骑兵军乐,以及“英国著名欢乐歌”。
⑥
同年12月1日,百代公司别出心裁地发行了4张咏诵佛经经文的唱片,这在公司历史
上尚属首次。经文由僧人咏诵,内容有《香赞》、《大悲咒》(合一张),《心经》、《血盆经》
(合一张),《寿生经》(一张),《高王经》(一张)。百代公司还特地将上述经文印成一册随
唱片附送,希望各界善男信女于听片时习诵,“不独消灾延寿,更可藉此修身,诚一举而数
善备焉”。
⑦
1923年5月推出:张文艳《昭君》、《关公赞貂蝉》(与林树森合唱)、头本《狸猫换太
子》(与露兰春合唱)、《蒋老五哭灵》(反二黄调),孟鸿茂《拾黄金》(头二段),露兰春《昭
君·苏武骂毛延寿》、《状元谱·老双处唱》,林树森《阎瑞生遇鬼》(二本)、《阎瑞生枪毙》
(二本、与朱荣奎合唱);此外还有吴玉荪的“弹三六开篇”《玉蜻蜓》(产子、卖子)、《描
金凤》(踏云、扫雪)、《白蛇传》(结亲、看灯),以及“扬州调”《凤阳大姐》(头二段)、《古
① 《申报》1913年7月12日,星期六,第7版。
② 《申报》1917年7月1日,星期日,第四张(十五)。
③ 《申报》1917年7月6日,星期五,第四张(十五)。
④ 《申报》1921年12月1日,星期四,第五张(十七)。
⑤ 《申报》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第四张(十三)。
⑥ 《申报》1922年10月2日,星期一,第三张(十二)。
⑦ 《申报》1922年12月2日,星期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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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劝情人》。
①
1924年6月1日,百代宣布“又出名伶新唱片”,这次的主角是程砚秋、谭富英、郭仲
衡和小杨月楼。
②
程砚秋此时正当走红,此前他于1922、23年来沪演出时,受到观众热烈
追捧。百代公司刚推出他的一张《孔雀屏》、《回龙关》,随即便有剧评人“舍予”在《申报》
上发表推介文章——“程艳秋之唱盘”。该文首先订正了百代随唱片赠送的唱词单中的错误,
然后大力称赞程艳秋,称其“一板一字、尺寸极佳”、“吞吐圆熟、流利之至”。
③
该文无疑
是在为程艳秋的新唱片做广告。
1925年10月百代推出的一批新唱片中,半数以上由地方戏曲名角灌录,这与以往有着
显著不同。地方戏曲唱片包括:“京都鼓界大王”刘保全的《宁武关》(头二段)、《马鞍山》
(头二段),“女子苏滩”王美玉与赵竹荪的《呆中福》(头二段),“山陕超等坤角”金钢钻
的《三娘教子》(头二段)、《丁香刮肉》、《拾黄金》(以上两剧目与小翠喜合演),“奉天超等
碰碰名角”张桂学、金开芳的《枪毙驼龙》(头二段)、《循环报》(头二段),“奉天碰碰第一
坤角”花莲舫的《马寡妇开店》(头二段)、《李桂香出家》、《书囊计》,“坤角”(西河大鼓)
王讽咏的《张松阅兵》(头二段),“坤角梆子”秦凤云、张秀琴分别灌录的《珊瑚传》(头二
段)和《大树将军》(头二段),“坤角”(铁片大鼓)王瑞喜的《妓女悲秋》(头二段),“坤
角”(河北梆子)张乐宾的《女秀才移花接木》(头二段),“对口相声”高玉峰、谢瑞芝的《新
名词》、《菜菓子》。
在不断推出新片之际,百代也希望本品牌唱机能为更多的顾客所青睐。百代认为:自己
生产的唱机虽然价格稍贵,但工艺精良、音质优美。因此它提醒广大顾客:如只是为了价格
便宜而购买他家唱机者,结果“只能听得百代公司各名伶一半的声音”。
④
半年后(1926年5月),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灌唱的剧目成了百代的主打京剧唱片。
其中余叔岩灌唱的剧目有《战樊城》(头二段)、《打棍出箱》、《桑园寄子》,梅兰芳有《西施》
(头二段)、《春秋配》、《梅龙镇》,尚小云有《审头刺汤》(头二段),此外还有“坤角”赵
美英的《莲英被害》(头二段)。地方戏曲唱片依然占据了较大比重,计有金钢钻灌唱的《万
里长城》(头二段)、《珊瑚泪》(头二段),金开芳的《花魁从良》(头二段),秦凤云的《庚
娘传》(头二段),刘保全的《大西厢》(头二段),王美玉、王爱玉合唱的《苏州景》(头段、
二段),以及“单弦”何质臣的《翠屏山》、《莲英被害》。
⑤
地方戏曲唱片于1925、26两年
间大量登场,反映了百代公司在唱片内容多元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而促成这种转变的
根本因素则是唱片在广大内地渐趋普及这一事实。为了开拓、巩固新的市场,必须不断录制、
发行适合当地居民欣赏口味的新唱片,这与外国唱片公司最初在中国灌音的初衷如出一辙。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容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百代唱片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元素,
这在1927年12月15日的“唱片露布”中得到了体现。这期包括“最新出品”的“名伶、
明星”唱片,值得关注的是首次登场的“明星”唱片,分别为杨耐梅的“特别时曲”与黎明
晖的“特别新曲”,以及“明月音乐合奏”。
⑥
杨耐梅原名杨丽珠,1904 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商家庭,在务本女中求学时结识了郑正
秋,经其推荐后从影。因主演《玉梨魂》(明星影片公司1924年出品)、《空谷兰》(明星影
片公司1925年出品)、《少奶奶的扇子》(明星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等于20年代中、后期
红极一时,成为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红星。百代为杨耐梅灌录的“特别时曲”为《乳娘曲》
(头段、二段、三段)及《寒夜曲》,共三张;均为其所主演电影之插曲。杨耐梅灌录的歌
① 《申报》1923年5月5日,星期六,(五)。
② 《申报》1924年6月1日,星期日,(一)。
③ 《申报》1924年6月5日,星期四,(八)。
④ 《申报》1925年12月2日,星期三,(十三)。
⑤ 《申报》1926年5月2日,星期日,本埠增刊(六)。
⑥ 《申报》1927年12月15日,星期四,第三张(十二)。
5
曲唱片,存世仅此三张。
黎明晖是黎锦晖之女, 1909年(也有1910年或1911年的说法)出生于湖南湘潭。黎
明晖自幼能歌善舞,1921年随父亲来沪,就读于“语专附小”(全称为“中华民国教育部国
语读音统一会上海国语专修学校附属小学”)。1925 年黎明晖相继在神州影片公司拍摄的电
影《不堪回首》、《花好月圆》中担任角色,虽然都是配角,却显得光彩夺目。1927 年,黎
锦晖开始创作一种全新风格的歌曲:既适合人数日增、充满活力的城市居民的欣赏口味,又
具有比较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成为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端,开山之作为《妹妹我爱你》
与《毛毛雨》。这两首描写爱情的歌曲由黎明晖首唱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一夜走红。百
代公司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邀黎明晖前来录音。在录音室内,黎明晖完成了《妹妹我爱你》、
《毛毛雨》的录音,由公司冠以“特别新曲”的名义于1927年12月15日发行。这是中国
最早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唱片,
①
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经历了20年代的发展,法商东方百代公司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集生产、
发行、销售于一体;百代唱片不仅畅销于国内城乡各地,还远销香港以及南洋、北美等地的
华侨聚居区。当时国内集生产、发行、销售于一体的唱片企业仅有两家,另一家是大中华留
声唱片公司,但在规模上与百代不可同日而语。
百代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上海英租界四川路九十九号,为总发行所所在地;分公司位于英
租界四马路五十八号仁记路角。唱片制造厂位于法租界徐家汇路七百九十九号,占地达二十
余亩。此外,百代公司在上海的分售处还包括:位于南京路劳合路口的宝芳公司、爱多亚路
郑家木桥的新宝芳公司,以及南京路“四大公司”中当时已开业的先施、永安、新新公司;
外埠各大商埠也均设有经销处,其中香港和天津的规模较大,分别位于香港皇后大道十二号
及天津法马路十六号。百代唱片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工厂诞生,然后销往上海及国内各大
商埠、甚至海外市场。
附一 1920年代百代唱片产销流程图
唱片制造厂(上海法租界
徐家汇路七百九十九号,
生产唱片)
① 《申报》1927年12月15日,星期四,第三张(十二)。
本公司(上海英租界四
川路九十九号,唱片总
发行所)
6
外埠经销处
(各大商埠
经销处,如
香港、天津、
北京等)
本埠分售处
(宝芳公
司、新宝芳
公司、先施
公司、永安
公司、新新
公司)
海外经销商
分公司(英租界四马路五十
八号仁记路角,发行唱片)
除了唱片这项主营业务之外,百代公司在电影市场上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在华经理张长
福主持下,引进了一系列法国百代公司摄制的影片,用以出租给各地影院放映。公司常备的
电影胶片一度达到数百万码,且各色具备:既有纪录风情、人物的短片,也有长达数十集的
系列故事片。张长福还直接涉足影院经营。1926年3至4月,他与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
川合伙在上海组建中央影戏公司,下辖7家影院: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亚、卡德、万
国、中华和平安。当年4月2日开业后,成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影院集团企业。
①
张长福敏锐
地意识到国产默片正受到越来越多上海观众的青睐,因此他改变初衷,表示中央影戏公司旗
下的各影院将优先上映国产片。在电影业一展身手非但提升了百代多元化经营的水准,还为
它日后拓展“时代歌曲”唱片业务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截至20年代末,百代唱片的面目已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除内容之外,唱片已
由钻针片逐步向钢针片过渡。如1929年9月份推出的新唱片就已基本为钢针片,对于本期
尚存的数种钻针片,公司认为已无特意宣传的必要,只是提醒对此感兴趣的顾客参阅唱片目
录。
②
对于以生产钻针片驰名的法商东方百代公司而言,钢针片取代钻针片意味着严重的经营
危机,所以百代公司不愿看到钻针片没落的现实。当钢针片于20年代中叶逐渐普及时,百代
仍竭力为钻针片的优点辩护,甚至张长福本人也亲自加入到辩论的行列中。他于1926年12
月19日在《申报》发表“留声机琐谈”一文,通过对比的方式阐述了钻针片的优点。张长
福认为:就音质而言,钻针片“渊渊若金石,故非常动听”,而“钢针发音之唱片,则不若
也”。
③
当时中国唱片销售的最大宗为京剧,粤剧次之,西乐及其他种类则又次之。按照张
① 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之“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
② 《申报》1929年10月15日,星期二,本埠增刊(八)。
③ 《申报》1926年12月19日,星期日,本埠增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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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福的说法,“京剧之声调,与锣鼓弦索之音,均极渊博嘹亮”,因此“用钻针发音之唱片,
最为适宜”;而钢针唱片则“适宜于西乐与弦管之乐等等”,“盖其音细而狭,似觉较钻针唱
片为佳”。由此推之,钻针片才是绝大多数中国唱片听众的正确选择。
张长福关于钻针片、钢针片孰优孰劣的议论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百代放弃钻针片、转
而制作钢针片乃大势所趋。
然而问题并不简单。由钻针片升级为钢针片,不仅涉及到唱片换代,对唱机也必须相应
地做出改进。而且,转产钢针片意味着从录音到制片一整套技术的改良,因此更新设备势在
必行。这就需要投入大宗资金,还必须引进、培训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20年代中期以后,
百代在这方面已有所行动:一方面加快转产钢针片的进度,同时在钻针片尚未全面退出产品
系列时继续维护其品牌声誉。但截至20年代末,钢针片的生产情况却并不如人意,而钻针
片的市场持续萎缩,百代由此在经营上遇到了难题。
正当乐浜生与张长福为了打开局面而殚精竭虑之际,法国百代公司却于1929年发生巨
变,从而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并最终结束了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历史。在世界电影
市场上遭到挫败是导致法国百代公司垮台的主要原因。创始人查尔斯·百代被迫于1929年
将公司所有权拱手让出,正当新的所有者打算一显身手时,世界经济大萧条来袭,法国百代
公司遂难以为继。
1930 年,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生产部门及法商东方百代公司被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收购。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设在英国的分公司,其规模当时在英
国唱片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英国留声机公司(HMV)。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实力在
20 年代迅速膨胀,遂大举开展企业兼并活动,甚至一些欧洲老牌唱片公司也难逃厄运。除
了兼并百代,它还控制了德国高亭唱片公司。
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完成收购后,于1930年向香港政府进行了企业注册。至此,一
家新的企业诞生了。鉴于百代唱片的品牌影响力,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决定继续沿用“百
代”的品牌和商标。新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Pathe Orient,Ltd.”,
注册资本150万英镑。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包括总店、制造厂,以及两家外地分店。总店即总发行所,地址
由四川路九十九号迁至圆明园路19号4楼。圆明园路19号属于基督教中国女青年会所有,
百代租用了 4楼的一半、共计10间房,每月租金合银500余两。总店内设留声机片、影片、
青年机片、音乐、影戏机件、会计等部门,雇佣中外职员50余人。
制造厂被命名为中国唱片有限公司(China Record Co. Ltd),仍位于原址,但门牌号
码变更为徐家汇路一0九九号。中国唱片有限公司除了继续大量生产“雄鸡”商标的百代唱
片外,还从高亭、蓓开接受订单,为其制作唱片。设备、规模较之法商时代均更为充实。职
工人数达到约1500人,厂房、机器等值银400万两。产品种类进一步拓宽,新增并大力加
强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开发、生产。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采用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董事两名:英国人李起(Ritchie)
和施赖德(Schrade),总经理由李起担任,李楷生出任华经理。与张长福不同,李楷生属于
新一代的买办,他原籍江苏吴县,生于189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留学。
归国后历任上海天新、万泰、义泰、康盈等数家洋行的华经理,并与人合股开设多家丝绸厂,
资产饶富。
中国唱片有限公司的所有产品(委托加工除外)均归百代公司统一销售,由总发行所批
发给本、外埠的销售商。通常是本埠优先,外埠次之。法商时代的销售商网络得到了维系:
本埠主要是永安、先施、新新、丽华等大、中型百货公司,其次为各唱片行、电影胶片商,
以及无线电行;外埠主要是设于香港、天津的分店,以及遍布各地的代理商。各类百代产品
主要通过海路以及内河航运输往外埠各口岸,一部分则通过陆路运输直抵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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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包括总发行所及中国唱片有限公司)每年开支约合银30余万
两,盈利则更多。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
30 年代初的百代公司直面两个难题:一、由于广播在城市生活中迅速普及,无线电收音机
成为市场新宠,导致唱机、唱片的市场份额不断受到挤压。二、时局动荡对经营造成不小的
损害。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工商业、水陆运输都为战事所影响,百
代公司自不例外。中国征信所的报告书对此如是表述:“该公司去年受时局影响,营业略为
减色”。
①
总发行所在30年代初连年亏损,全仗中国唱片有限公司的利润,才得以维持公司
整体的盈利。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与汇丰、东方汇理、中央、中国等中外银行保持着日常金融交易
联系;此外,李楷生还与鼎康等钱庄保持着汇兑往来。在银行及钱庄业界中,百代始终维持
着良好的信誉。
②
百代公司着手对唱片实施技术改造。钻针片全部为钢针片所取代;录音工艺方面则采用
了最新的电气录音法。在唱片内容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调整:京剧的比重下降,而以电影插曲、
歌舞团演唱曲目为主的现代流行歌曲——时代曲逐渐占据显要位置。经过这一番改造后,焕
然一新的百代唱片再次赢回了市场。
例如1932年推出“百代新唱片第三期”时,突出强调了三点:一、全部为钢针片。二、
采用电气录音法,“发音洪亮”。三、制作精良,“毫无杂声”。与法商时代相比,歌曲成为重
要内容,由三部分组成:陈玉梅演唱的电影插曲,梅花歌舞团演唱的歌曲,以及心声音乐团
演唱的歌曲。陈玉梅演唱的是影片《芸兰姑娘》的插曲《花弄影》、《催眠曲》、《燕双飞》,
该片由其担任女主角,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梅花歌舞团演唱的是歌舞剧《璇宫
艳史》、《后台》中的歌曲,曲目有《安慰》、《情伴》、《璇宫艳史》、《大军进行曲》、《别矣巴
黎》,以及《永远在后台》,歌手有龚秋霞、黄昏、徐粲莺、蔡一鸣、钱钟秀等,多为合唱。
心声音乐团录制的曲目为徐散鸣“导唱”的《头颅一掷轻》(全段)、《小军人》(全段)、《前
进》(全段)、《为了同胞 为了国防》(全段)。
③
就风格而言,梅花歌舞团成员演唱的歌曲与
陈玉梅演唱的电影插曲比较接近,都属于切合城市居民欣赏口味、反映其情感诉求,且具有
商业化气息的流行歌曲;而徐散鸣演唱的则是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救亡歌曲。
1931年,英国留声机公司(HMV)在兼并了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组成了英国规
模最大的唱片企业——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 Ltd.,简称EMI)。
1934年6月,EMI将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及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合为一处,更名为英商电气
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China) Ltd.),作为其在华分公司。由于继
续沿用百代品牌及商标,因此一般仍称之为百代公司。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仍然向香港政府注册,资本金75万英镑。采用股份有限公
司的组织形式,资本金的构成为:六厘优先股46万股、每股1英镑,普通股58万股、每股
10先令。公司设置两名董事:德乔和里德。德乔(R.Degoy)是法国人,曾任中国唱片有限
公司经理,英语流利,潜心研究中国音乐,富有造诣。里德(R.L.Read)是英国人,曾任英
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唱片有限公司秘书,精于企业管理。公司总经理由里德担任,
不再设华经理一职。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将原设于圆明园路19号4楼的总发行所迁往徐家汇路一0
九九号,与制造厂合为一处。在厂区内新建办公用房多处,雇佣的中外职员虽比以前略有减
少,但仍维持三、四十人的规模。
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改变:制售唱机、唱片、无线电收音机、电影放映机、摄影机等。
①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Q275-1-2045,第20页。
②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Q275-1-2045,第21页。
③ 《申报》1932年9月5日,星期一,本埠增刊(三)。
9
30 年代中叶的百代公司雄踞于上海市区西南部的徐家汇,占地达二十余亩;职工逾千人;
所拥有的不动产及机器设备等价值法币五、六百万元;年营业额约为法币一百万元。它当之
无愧地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
①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时代的百代唱片在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京剧
让位于20年代末崭露头角的“时代歌曲”,后者逐渐成为百代唱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并最终
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百代唱片的代表。无论对于中国唱片业、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抑或中国
现代城市生活,百代唱片在内容上的转换都可谓意义深远。
利润因素是促使百代公司下决心改变唱片风格的最主要动因。进入30年代后,它所面
临的挑战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上海胜利唱片公司于1932年投产后,两者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谁能够率先开发出畅销的低成本唱片,就意味着掌握了市场先机。在这种局势下,英商电气
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看准了“时代歌曲”的发展前景。
当时,发端于上海的“时代歌曲”开始流行于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开发“时代歌曲”
唱片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多年来进行技术改造,唱片
的制作成本已大为降低,当时约为每张1角6、7分,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很小。因此唯有设
法压缩其他支出,才有可能降低唱片的零售价格,使之更具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企业拓展
利润空间。
对于厂商而言,立竿见影的途径惟有一条:即削减支付给艺人的酬金。中国唱片的主要
内容历来是戏曲,而京剧更是重中之重。能够被各唱片公司邀请录音的艺人均为各剧种、各
行当中的名角,否则唱片很难有销路。既是名角出场,唱片公司支付的酬金自然比较优厚,
且数十年来越涨越高。30 年代初、中叶的行情为每片数百元、千余元,乃至四、五千元不
等,因人而异,如余叔岩给百代开出的酬金价码即为每片五千元。
艺人的高额酬金成为令唱片生产商非常头疼的问题。因为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
厂商不敢贸然提高唱片的出厂价格;然而听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它的利润空间又将不断压
缩。可供唱片生产商选择的道路无非两条:一、削减支付给戏曲艺人的高额酬金。二、另辟
蹊径,开发新的唱片种类。包括百代在内,上海的任何一家唱片生产商轻易不敢尝试第一条。
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样做等于主动将艺人推给对手,不吝为经营上的自杀行为。尝
试第二条也绝非易事,因为这除了需要经营管理层的远见卓识及魄力外,还需要很强的综合
实力,而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恰恰具备了上述素质。
从法商时代起,电影就是百代公司除唱片之外的第二大业务门类。国产默片之所以能够
于20年代在上海形成一定规模,百代公司的介入功不可没。百代公司与上海电影界的传统
关系在30年代变得更为紧密,这主要是因为国产电影从“无声”向“有声”演进所致。早
期国产有声片采用蜡盘录音,百代承担了大量的影片录音合成工作。
国产电影生存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外国电影的冲击,尤以美国电影为最。为了应对挑战,
中国电影人实施了诸多对策。其中之一即为在影片中穿插插曲。这些插曲在风格上属于新兴
的“时代歌曲”,由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演唱,往往大受观众欢迎,既对整部影片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作为单曲也非常流行。早期国产有声片女演员大都有从事歌舞表演的经历。百代
公司既然承担影片的录音合成工作,便顺理成章地具有录制、发行电影插曲唱片的优先权。
凭借着与电影界的渊源,百代公司还较易约请到一些当红的电影女演员前来录制唱片。她们
是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明星,演技出众,歌喉同样动人。
百代公司邀请女明星们录制唱片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原因,即酬金相对低廉。即使
当时最走红者如黎明晖、胡蝶、徐来、陈燕燕等,每灌一片所得酬金至多四、五百元,较之
戏曲界的大牌实不可同日而语。百代公司经营管理层经过反复权衡,决心一举打破自法商时
代以来一直以“名伶唱片”为主的唱片内容,倾全力开发“时代歌曲”,将其确立为百代唱
① 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Q275-1-204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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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新的重点内容。
事实证明,百代这一战略转换获得了巨大成功。从此,百代唱片与民国时代中国流行歌
曲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主要的内容以及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而前者为了
后者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组织乐队、网罗一流的词曲作者、发掘歌星苗子等。
在唱片销售方面,百代公司采取了一些灵活有效的措施。如借推出“明星锦集”唱片系
列之际,发起有奖销售活动。
①
拥有通畅、便捷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也十分重要。30年代,百
代公司在上海拥有比较完备的销售网络,除了一般经销唱片的商家外,它还会采取更直接和
灵活的销售方法。据大光明电影院的老职工回忆,30、40 年代,百代公司常在电影院内设
摊,散场时观众就会买到录有该影片插曲的唱片。
②
“时代歌曲”唱片给百代公司带来了高额利润回报。首先,每批“时代歌曲”唱片的
出厂数量都比较大,通常在一、二万张,有时甚至超过二万张;其次,厂方给代理商的批发
价为每张二元二角,其中厂方所得利润多寡关键取决于如何支付艺人酬金。百代给“时代歌
曲”歌手制订的酬金价码是每片一百至五百元,这就确保了公司至少能从每张唱片的批发价
中赚取20%作为利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唱片非常好销,除了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
外,在国内比较偏远的地区如西南三省等,也有大量的爱好者。但“时代歌曲”唱片虽然在
刚发行时极为畅销,一过时即无人问津,只能听凭销售商削价处理了。
③
正如“名伶唱片”代表了法商时期的百代唱片那样,“时代歌曲”代表了英商电气音乐
实业有限公司时代的百代唱片。从这两种唱片的相继问世与走红中,可以解读出多种意义:
从表面上看,象征着中国唱片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其深层次涵义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它意味
着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通俗流行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
1937 年的百代公司达到了鼎盛点。然而,正当它雄心勃勃、意欲更上一层楼之时,一
场降临于中国大地、历时8年之久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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