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创造了20世纪音乐的诸多奇迹,以至于在今天,无论是多么严肃的爱乐者,还是多么猎奇的“发烧友”,都能从他的音乐中得到乐趣。这些奇迹首先是从乐队幻想曲《烟火》开始的。虽然此曲只有短短的3分多钟,却已经引入瞩目地表现出斯特拉文斯基的某种倾向上的鲜明个性。复杂而强有力的节奏,充满进取,极富推动,令他同时代其他人的音乐显得苍白。正是因为在那婚礼上听了斯氏这首不同凡响的习作,当时领导俄罗斯芭蕾剧团的季亚吉列夫才会想到请这位青年为他的剧团作曲。而两年后,在1910年6月于巴黎首演的芭蕾舞剧《火鸟》的音乐中,斯特拉文斯基的这种倾向和个性得到了充分的确立。演出非常成功,谢幕后,作为观众的德彪西和这位来自俄罗斯的年轻人见了面,并对他的音乐表示赞赏。不知道德彪西是不是也意识到了,从这个时候起,他德彪西的时代,他的前卫音乐,就显得比较老派些了。 《火鸟》的音乐神秘而美丽,而某些场景的音响又极端火爆。这既令爱乐者晕眩,也一向是“发烧友”最狂热的曲目。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中展现了他驾驭管弦乐异国色彩的能力,这一点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在《金鸡》(TheGolden Cockerel)一曲就已用过,然而斯特拉文斯基更进一步以半音阶代表超自然世界,以全音阶的和声代表故事中的人物,并充分利用俄国民间音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最后一景的主题。 《火鸟》要求庞大的管弦乐团,其中有扩大三倍的木管----增加两支短笛、一支英国管、D大调单簧管、低音单簧管、两支低音巴松管,还有完整的铜管和弦乐、三架竖琴和一组庞大的打击乐,乐曲的风格自然、精炼。斯特拉文斯基为了酝酿黑暗中处于魔法笼罩的气氛,他以双低音管、大提琴、中提琴所合奏出的极弱音,配合着一阵低音鼓,营造出一种潜行、迷漫的主题。但是,乐谱上写着两个低音弦乐器加强双重拨奏,在每个音上营造出悲沉的撞击声。 《火鸟》,是令斯特拉文斯基成名的芭蕾舞剧,此剧作于1909—1910年。俄罗斯芭蕾舞团经理贾吉列夫原本邀请里亚多夫创作《火鸟》的音乐,但因老迈的里亚多夫迟迟不能交稿,独具慧眼的贾吉列夫在听过斯特拉文斯基初出茅庐之作《焰火》后,就邀斯特拉文斯基谱曲。此曲题献给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910年6月25日在巴黎歌剧院首演,由加勃里埃尔·皮埃尔内指挥,一举成为当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芭蕾舞。这部作品的故事取自俄罗斯神话,故事描述王子伊万猎获一只神怪的火鸟,又放其归去,火鸟赠与王子一支闪光的羽毛作为答谢。此刻,王子发现十三位少女在金苹果树下游戏,并爱上了其中一位少女。她们原是公主,是魔王将这些少女囚禁起来……在火鸟的帮助下,少女们终于得救。王子与那位美丽的少女成婚。 此后斯特拉文斯基又从舞剧音乐中选曲改编成《火鸟组曲》,这个组曲他后来又校对了两次。全剧音乐和两种组曲,所有三种版本都已灌制成唱片。两种组曲一般包括:1.序曲,着魔的庭院,2.火鸟及舞蹈,3.火鸟变奏曲(火鸟的哀求),4,公主的回旋曲(霍洛佛德),5.魔王的魔蹈。也有加上6.摇篮曲与7.终曲而成为含有七首分曲的版本。 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里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极度粗暴的专横,使你根本无法漠视它。他成熟期的作品《春之祭》简直就是所有初级古典乐迷的恶梦!几乎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把它完整地听完。曲中的不协调,对节奏等等音乐基本要素的极端处理,极度的喧闹和无旋律性让人难于忍受(包括我自己)!当然,首演的时候激怒了包括圣桑之内的所有听众,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乐评人对《春之祭》恨得咬牙切齿,《春之祭》所引起的愤怒恐怕没有任何一首古典音乐能够与之相比。 因为斯特拉文斯基根本是个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他的音乐生涯基本就是语不惊人毋宁死的“投炸弹”的生涯,尽管他自己坚决否认。相对而言,《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最为温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恐怕只是因为它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本人而言还很不成熟。 故事改编自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其性质很象当今的电影配乐。按常理,配乐应该是为舞剧本身服务的,它不应该有超越舞剧本身的企图,基本上我们听到过的电影配乐都是和电影的其他要素如剪辑、画面气氛、剧情发展等要素水乳交融。你很难真正把一首电影配乐当作一部音乐作品去欣赏,因为其中为了功能需求牺牲了大量音乐本身的特性。如果不是看过某部电影其实你很难去单纯地喜欢一张电影原声碟。 《火鸟》则是完全特立独行的舞剧配乐。当年野心勃勃的斯特拉文斯基根本就没把舞剧原作放在眼里,只是借了一块金字招牌伺机宣扬自己的理念。从音乐本身而言《火鸟》美得无可挑剔,但其“配乐”的功能却被降到最低。你观看舞剧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舞台上的表演很可笑:比如《火鸟》最后一段震颤人心的结尾曲出现时舞台上的表演竟然是一张几乎静止的画面:一男一女站在台上呆如木鸡,连舞蹈动作都没有,全剧居然就在这么一个画面上凝固了,而斯特拉文斯基谱写的全奏却在震耳欲聋的定音鼓引导下节节攀升,和舞剧本身显得异常突兀。 斯特拉文斯基向来有“骗子”的不雅名号。他把合唱曲伪装成交响曲,写的歌剧实际上却是神剧。他写《火鸟》的时候还只是个28岁的毛头小子,两年后的《春之祭》则大放手脚,变本加厉。 不管这种目的的动机究竟如何评价,斯特拉文斯基之流确确实实解放了现代的艺术思想。时过境迁,一出舞剧和一首音乐作品谁更能经受考验,时间自然能够证明一切。这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艺术家的本能。斯特拉文斯基和其同类一样根本不看重评论家,也并不对公众表示好感。他自己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什么革命者,否则一位艺术家只要想说点什么就必须越过公认的习俗界限。其实大家不可能也不会了解我音乐的发展状况,而继续使他们感兴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与公众之间精神上并无真正的相通,即使我们曾经(或者仍然)喜欢同一件事物都不会是同样的理由。” 你可以称他为“自命不凡”,却无法否认他说的是事实。绝大多数的人确实是平庸而且无知的。艺术家(或者只说是“创作者”)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正是因为他的“不凡”,失去了这一点最基本的要素世上根本不会有任何新的事物诞生,有的只会是不断地重复和倒退。在这一层面上,漠视公众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一个音乐家或者任何艺术领域的创作者,因为一部作品或者一个群体的整体平庸而去降低自己的创作水准,甚至只是存在着这一欲望那也将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罪孽,刻意地迎合它更是不可饶恕的奴颜婢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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