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菲？真的假的？
甲米 发表于 2012-9-22 18:54

小拉菲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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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也可以拿回去嘛先传个照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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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也可以拿回去嘛先传个照片上来
甲米 发表于 2012-9-22 19:09

哈哈，待会儿我去拿点瓶子回来拍照给你看。

其实也不用喝很贵的酒，好酒不在贵

腐败分子开了两瓶拉图，剩了一瓶半没喝完，老婆给俺直接把醒酒器端回来了。

《旅行从客房开始》，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车上，只要一有空，我就拿出看，独立成篇，不会有断开后前 ...
雨中独舞 发表于 2012-9-22 18:21

雨中MM喜欢和自己职业有关的书籍，你的兴趣在这里。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的文章，里面说到：当一个人的兴趣和他的职业一致时是最大的幸福。

好一个kao了得，然俺不由得要叫雨中小弟娃的感觉！

昨天买的书：里尔克《穆佐书简》、本雅明《柏林记 ...
狗儿念经 发表于 2012-9-22 18:53

念经兄兴趣很广泛啊。

我推荐一本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里面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值得一看。

我推荐两本书：《活法》和《影响力，你为什么会说“是”》，给做销售和企管的朋友。

在当代人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思想时，日本的稻盛和夫却在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商管理的结合。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

《叫魂》 群体性疯狂

作者  孔飞力

“叫魂”是一种妖术，据说可以通过施法于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来窃取他们的灵魂精气，为己所用。盗来的灵魂会有奇异的效能，而被盗去了灵魂的人则会“失魂落魄”，乃至丧命。

1768年正当所谓“乾隆盛世”，关于这种妖术的流言在民间盛传。年初始于浙江地区，几个月间迅速蔓延，波及十二个大省（其人口总和超过两亿），爆发了一场公众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设法对付妖术；乾隆帝获知后断定背后暗藏着谋反的政治阴谋，随即发诏书在全国的清剿妖术；而各级官府起初企图息事宁人，尔后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与“妖党”。这场群体性疯狂充斥着误会、怨恨、诬告、陷害和报复，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最后，因为叫魂案无一可以作坐实，这场歇斯底里的大规模清剿运动也终结于不了了之。

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重新挖掘这段陈年往事，通过翔实的史料考据与社会政治学的分析写就《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书。1990年发表之后很快成为海外汉学界的一部名著。由陈兼与刘昶合作翻译的中文本于1999年首次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新版中译本（新增长达30页的“翻译札记与若干断想”），初印六千册，两个月后就加印3万册，相关的书评纷纷见诸公共媒体。一部史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联想到刘昶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更令人玩味——孔飞力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刘昶当即答道“当然看得懂”）。这样一部史学著作为何在今天会引起公众的兴趣？

初看起来，250年多前的这场妖术闹剧完全匪夷所思，与当今科学发达、思想昌明的社会似乎毫不相干。但借助历史之鉴，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术，以及身体与灵魂可以分离，这些特定的“超验观念”在叫魂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邻居突然死去，有一个异乡人曾在此路过，要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关系，必须依赖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在今人看来，这种观念完全虚构，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类的群体性疯狂只可能发生在愚昧的古代社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观念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其“真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理意义上的可验证性。只要当事人信以为真，这种观念就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力量。近代历史上曾有人笃信“刀枪不入”的中国神功，而就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科学奇迹。

文化观念本身，无论多么离奇怪诞，也只是群体性疯狂的必要（却非充分）条件。使疯狂成为可能的另一个要素是失常的社会心理，尤其是过度的恐惧、义愤和仇恨。而社会心理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产物。孔飞力指出，叫魂案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前夜，“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怨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这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在孔飞力的笔下，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心理。民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财产而担惊受怕，时而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于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官僚为保全职位与晋升而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揣摩与迎合上司的意图。而乾隆帝则恐惧妖术背后的有“汉化”谋反的阴谋。

除了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的条件之外，群体性疯狂大规模的急剧爆发还需要另一个要素：非常规的政治机制。正是因为乾隆疑虑大清王朝对于汉人的正当性，他对“妖术”窃取发辫极为敏感，从中闻出了“谋反”的气息，随即将妖术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启动了“政治清剿”的非常机制。但这种非常时刻创造出无序竞争与操纵利用的空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250多年过去了，遥看《叫魂》所讲述的那段群体性疯狂事件，我们或许会以文明的骄傲鄙薄古人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若是回望我们时代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也会生发出相似的感慨。

再推荐一个博客：http://zhouqiren.blog.sohu.com/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对中国经济研究无人能出其右，读他的文章往往感觉到闪耀着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