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石兄继续推荐黑胶吧，版次复刻的话题没兴趣，关注音乐和录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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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大风，气温骤降，深秋萧然，心寒如冰。福雷的钢琴夜曲，因为没有像肖邦那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往往束之高阁。在低处风紧而高空飘云的午后，福雷却像他的德国对手勃拉姆斯那样，给予并解脱无以言表的愁帐。Thyssens-Valentin的唱片实在找不到，淘宝上的刻录CD很难播出味道，以Hiendsick 代之，也是不俗。两位琴家未暴大名，却在自己的天地里有一番大作为，不张扬、不声张的大作为，隽永且幽馨。

偶遇马尾沟教堂

       二十七年前，阳历元月三日，天黑了以后，拉着朋友去看利玛窦墓，随后又闲逛到旁边一座办公楼里。墓园里阴森森的，楼道里更是漆黑一片，那时真是傻大胆儿。没多久就被看门人用手电发现，并呵斥着轰了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可能当时钻进了马尾沟教堂的遗址，或是那座口字楼，或是那座山字楼。只是当时并不知道。

       今天仔细端详这两座规模不小的建筑，竟然十分感慨。



       马尾沟教堂建筑群当年颇为壮观，网上介绍资料也不少（百度词条附后）。主体教堂早被拆除，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所食堂。从老照片上看，当年这座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教堂也同西什库北堂一样，坐北朝南，不像王府井东堂那样，按照欧洲人的规矩坐东朝西，也许是来到中国入乡随俗的结果。

       作为附属建筑的口字楼和山字楼也是坐北朝南，全部用青灰砖砌成。法国北部有许多灰条石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气质上两者十分相似。只是北京山区不产这种质地坚实的灰色岩石，二十世纪初采用当进普遍使用的青砖也是建筑上入乡随俗的变通。

       然而对于青砖的使用，又十分接近古罗马建筑，特别是用砖砌成的了拱券，在罗马遗迹中随处可见。

       不知道应当如何界定这两座楼的建筑风格，应该说大体上是新古典主义吧。大量地使用罗马风格的半圆或孤形拱券，立柱也是简化的多立克柱型，山字楼的一些地方还出现古罗马神庙上常见的方椽头。只有山字楼中间那一竖，据说是座殉道者纪念堂，看形制应当是所CHAPEL小教堂，采用了不大夸张的哥特尖拱窗，因此侧墙上出现极轻巧的侧撑结构，略带变化和俏丽，同时没有破坏山字楼总体上内敛沉稳的风格。

       口字楼的正立面非常漂亮，两层罗马圆拱，富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秀美气质。每层十三个拱，令人联想起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十三个拱跨度平均，并没有从形式上突出中间那个拱，但一层是大门，两侧是十二个窗，自然而然地显示了中心位置的特殊性。基督原意是强调平等的，但由于自身的贡献而具有突出的意义，并不必在形式上有意打造。

       除了正立面，口字楼，以及山字楼整体都是三层。越往高去，层高越小。一层二层，是四纵两列八方格法式窗，三层是六格窗。这样设计的仰视效果更显挺拔。

       一层二层窗台用了石条，有些窗棂上还留有当年外挂窗的铁件。几年前去西班牙的圣地亚哥，住在当年朝圣者寄居的修道院里，那个窗户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样式，也是类似的铸铁机关。

       这两座楼历经百年，主体能保留到这个程度殊为不易，有很多历史的巧合和机缘。如果不是能用作宿舍，恐怕也和教堂一样早就毁掉了。有的八格窗被改成当代塑钢窗，玫瑰窗上嵌了五角昨，符合神校变党校的使命。


（以上摘自百度）
         山字楼一角马尾沟教堂所在地在明朝中后期曾经是一位杨姓太监的别墅，民间俗称栅栏别墅。万历年间，杨姓太监因事入狱，他为了保存这所别墅不被官府没收，遂将别墅改建为专门供奉地藏王菩萨的仁恩寺，据史料记载，当时为了建设仁恩寺，杨姓太监共花费了四万只金条，但这仍然没能阻止官府没收这块土地。没收后的栅栏别墅被称作栅栏官地。
万历三十八年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明神宗皇帝特别降旨将栅栏官地赐予利玛窦作为墓地，从此栅栏官地改名栅栏墓地。自从利玛窦之后，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在华传教士均葬于栅栏墓地，前前后后共有数百位传教士安葬于此。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国北方掀起了排斥洋教的浪潮。在这次运动中，栅栏墓地被毁，传教士的墓穴被掘开，墓碑被破坏。事后根据《辛丑条约》的约定，清政府斥资万两白银于1903年在栅栏墓地修建致命圣教堂，并将在义和团运动中散落的教士墓碑镶嵌在教堂墙体中，致命圣教堂即马尾沟教堂。因教堂前有石牌坊因而又被称作石门教堂。1910年，法国圣母天主教会的沈蕴璞修士在颐和园北门外黑山扈教堂附近种下酿酒葡萄，并在马尾沟教堂的山字楼地下室内建立葡萄酒窖，生产法国风格的红、白葡萄酒，专供法国圣母天主教会总院及全国各地圣母天主教会使用。
此后，马尾沟教堂不断扩建，除教堂主体建筑外，还兴建了口字楼、东西平房和山字楼等附属建筑。口字楼和山字楼的名字取自其建筑平面，最初将府佑街的法国圣母会和修道院迁来安置在这两栋楼中，后来山字楼被刘克明神甫买下兴办文声学院， 口字楼继续作为圣母修道院。马尾沟教堂的文声学院曾经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神学院之一，培养了大量本土神职人员，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傅铁山便是毕业于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整个马尾沟教堂和栅栏墓地均被日军占领，教士被遣散，文声学院的学生流落社会，马尾沟教堂开始衰落。
1949年后，马尾沟教堂的外国教士离开中国，整个教堂由中国教会人士管理。1954年，教会将山字楼和口字楼出售给中共北京市委，两座楼被用作北京市委党校的食堂和职工宿舍，1958年教会将马尾沟教堂和整个栅栏墓地无偿赠与北京市委，1973年教堂建筑被拆除建食堂，从此马尾沟教堂作为一处宗教建筑，彻底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尾沟教堂和栅栏墓地遭到破坏，利玛窦等人的墓碑被埋入地下，教堂墙壁上镶嵌的教士墓碑被砸毁散落各处，市委党校院内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
1978年，应意大利政府的要求，北京市重新修缮了利玛窦等人的墓地，将他们的墓碑挖掘出土，重新树立，其中文物工作者还特别将利玛窦碑阳文字磨平照原样重新镌刻，并依样砌上青砖边框和白色玫瑰花边；1984年，北京市委党校又重新收集了散落院内各处的传教士墓碑，集中竖立于利马窦等人小墓园的东侧，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栅栏墓地；1994年，又重新修建了墓园南门，人称小石门；2003年，文物部门对口字楼进行了加固和修缮。但马尾沟教堂的主体建筑没有获得复建。
前立面的设计颇有艺趣。

        

       上边一段十分粗糙，急就章。惊见这两座灰楼，感慨万千，怕日后丢了念想，赶紧记下来。没写完整，就连着去忙公事了。

       感触之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座世纪楼规制之简朴，气韵之沉穆。上面写错了，这两座楼主要的设计风格应该是FRENCH RENAISSANCE，法国文艺复兴风格，新古典主义有印迹，但不突出。

       上世纪初，西方列强把大清胖揍一顿后，竟然没有借势搞一所气势逼人的天主教建筑，嘲弄义和团反洋运动的失败，真是耐人寻味。也许是预算不足，但实地观察，能发现很多入乡随俗的就和，却看不到任何因陋就简的痕迹。

       而今天抛开这所教堂建筑不说，精心设计、蕴含丰富意味、恰如其分的简朴，要比怪戾炫目的繁复更加打动人心。建筑如此，音乐亦然。口字楼正立面，线条规整，比例得当，动静相宜，虽然材质不过是北京土产灰砖，却有着塞哥维亚古罗马引水渠的风采，只不过规模大逊。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单从形式上说，一座设计精良的建筑，就能呼唤出很多音乐的共鸣。

       上面提到口字楼三层建筑高度依次收缩。视觉上有效果，似是向上拔升，亦显底盘稳重。钢琴演奏上最常见的和弦是由三个音构成，如果安排力度也值得琢磨。如果依天主教三位一体论，哪一个音是圣父，哪一个是圣子，哪一个是圣灵，指力上如何分配才能达到和谐而有重点的效果，都是值得严肃看待钢琴演奏艺术的人深思的问题。

       口字楼正立面为十三圆拱，侧立面却只有十二个半窗。那半个窗是不是指令人痛恨又无奈的犹大？在音乐作品行进过程中，为什么总有那么一部分不尽如人意？有些是创作的瑕疵，有些是演绎的失策，有些是演奏的缺陷。

       观看建筑的时候，脚步时疾时徐时驻，眼光时远时近时高时低，心绪时丰时枯时喜时悲，自然而然就有了音乐的节奏。而建筑的色彩，乃至外观上的装饰，都如乐曲的织体与配器。像口字楼、山字楼这样单色建筑，除了窗拱和窗台下方的drapery外，鲜有曲线，也许就是钢琴独奏吧。而一所建筑散发的精神气质，又与音乐时代和风格有所连带。

       看上面的老照片，那时候走在这个院子里，除了教堂里传出的唱诗外，有可能心里会泛起一些精致清丽的拉穆或库普兰。今天这两座楼成了周围高大雄伟、显示着体制力量的苏式建筑的小兄弟，有点像放不上台面的破落户，谁让你只关注内心和人性这些今天看来没什么鸟用的东西呢。本来围着楼转圈，能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24 Preludes and Fugues。但这两天得到一张Ekaterina Novitskaya （1968年伊莉莎白王后钢琴比赛冠军，第一位女性冠军，后来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任教）的唱片，第一面是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第17号，用来比对当时的心情，真是贴切不过了。

       今天拿到Nikolayeva在Melodiya录制的Schostakovich之24 Preludes and Fugues。果然1984年的早期数码录音效果甚差，苏联到了末期，技术人员当时要么已经没有了上劲心，要么可能还没熟练掌握技术，这版黑胶没有老太太录制的古德堡变奏曲音色晶莹通透。倒是以前买的CD声音棱角更分明些。但是肖氏钢琴音乐真是“妖”啊。

        早年密友传来视频，欧洲北方大雪纷飞。手机冲着窗外街对面19世纪后期的新古典建筑（这回是真的），被雪线半作遮蔽，楼下冬树凋零，路湿水滑，看着画面就感到一股甜凉的寒意扑面而来。早几年，那样的雪天，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悲喜间杂的故事。肖氏多变的旋律、节奏、乐意，带着回忆一格格地跳跃过去，眼前涌出那些个卷云，那些个车灯，那些个火炉，那些个明窗，那些个FRENCH FRY，那些个面庞，那些个指触。。。

       肖氏的前奏曲和赋格亦没有所指，但比起巴赫来，有着更多的、难平的心绪。那些个早年间疯狂的时刻，晚几年回首望去，画面却如此平静。有飞雪的画面，如此地平静。

       俄罗斯演奏家就是有个性，这位ALLA VASILIEVA愣是把大无拉成继老卡之后又一版富有伟大斗争精神和悲天悯人情怀的无词歌。那么多法国人拉大无，色彩缤纷，线条交错，但都没有这位瓦氏1984年录制的版本富有强烈的叙事性，饱满的个人情绪。

       唱片每一面都没有分轨，说明每一组的四五首曲子是在录音棚里一气呵成录下来的，演奏家可真不容易。

       第五、六两组是用仿古五弦大提琴演奏的，据说更符合巴赫时代大提琴声音的趣味。

兄臺文采極佳

TOSCA 咖啡馆周末的音乐沙龙

       斯文儒雅的柳先生在北京凤凰卫视面包卷大楼对面的商业大厦一层经营着一家TOSCA咖啡馆。冬日灰冷的晚间，天光黯淡，从朝阳公园西路看过去，几十层的格子大厦人去楼空，只有这间咖啡馆把着街角，落地玻璃窗透出温暖的灯光，店里人影绰绰，杯盘玲珑，TOSCA COFFEE的圆形商标悬在窗子中央，整个的景象十分inviting。朝阳公园附近是首都地价房价最贵的地段之一，租用商业空间售卖咖啡，并不是个容易的营生。

       柳先生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店里陈设着B&W 804音箱和 MARANTZ 晶体功放等在一般咖啡馆里不常遇到的高级音响，书架上码放着不少CD唱片。墙上装饰画不少，仔细看去竟是柳先生多年搜集的签名海报，其中不乏帕瓦罗蒂、梅塔等头牌大腕。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头顶天花板下平行铺开倒挂的几十张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歌剧海报。虽然是复制品，但是那些ART NOUVEAU的设计和花形，令在布鲁塞尔这个“新艺术”之都生活过的人心头不免荡漾起一阵波澜。

       2016年以来，柳先生坚持在周六周日邀请演奏家、乐评人来店里举办专题讲座，托生出一个系列音乐沙龙。交响乐已经讲了不少，室内乐和歌剧算是刚开了个头。店里最多能容下三四十位客人，而傍着一个壁炉安排的临时沙龙空间也就最好不超过二十人为宜。客人需要缴纳听讲座的费用，百元左右，同时可以得到店里提供的一款饮品。因为讲座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从经济角度考虑，每次都要美式咖啡，可以喝久一点。味道确实不错，咖啡豆子应该相当新鲜，制作手法也精到，如果做成浓缩会更过瘾。

       2017年12月初，资深乐评家曹立群老师在这里讲了一堂非常有趣的课，主题是雅纳切克，一位据他说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不怎么热门儿但音乐上实在是了不起的作曲家。曹老师这样评判，大概是考虑到来听讲座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新近入门的音乐爱好者，雅纳切克的作品在一般的古典音乐推荐曲目单上会排得比较靠后，所以听课的人可能从未听过雅纳切克的唱片或听得比较少。但是这次沙龙的参与人数要多过再上次，一是冲着曹老师的名气，二也应当是大家对这位“不太出名”的捷克小胡子老人家充满好奇吧。

       比较系统地学习聆听古典音乐的人，在听到第三、四年的时候，会在尚未听完德沃夏克全部作品时就接触到雅纳切克。雅氏在音乐史上也算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斯拉夫音乐“烧烤味儿”浓些，比北欧那些“冰山”音乐更容易讨中国听众喜欢，如果对比雅纳切克的TARAS BULBA和西贝柳斯的KARELIA，恐怕更多中国人会倾向于前者。但是关于雅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曹老师点中了一个重要穴位，即雅纳切克很可能是通过电影音乐这个管道进入爱乐者视界的。那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影片全部采用雅纳切克的音乐，这和马勒因《威尼斯之死》电影中用了他的音乐而在非古典音乐人群中暴得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堂课，曹老师娓娓道来，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老先生就是谦虚和蔼，在过程中不忘互动，不忘请听客谈谈感受。这就把讲座惯常的“一言堂”转化成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那晚，台上台下情绪最HIGH的段落，是讲到雅纳切克与性格质朴的商人妇卡米拉相隔38岁的忘年交。人之常情也，八卦风刮遍全球，穿越古今。经历经济改革不过40年的大众，大约可以从肉体层面接受、钦佩甚至垂涎雅纳切克在两性关系上的勇猛刚进，但是否真正能从人性和心性角度理解老头子以及中国人更加熟悉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主编李约瑟之三位一体的家庭生活，不得而知。

        曹老师讲雅纳切克，不知不觉地涉及到反“正统”的问题。边听讲边翻阅WIKI，看到雅氏著名的《小交响曲》是应泛斯拉夫运动会举办方邀请谱写的。一下子想起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场用科普兰的《号声嘹亮》，钢管声从电视机里冲出来，当时觉得无比振奋。雅纳切克时代，正是名为SOKOL（意为鹰隼）的泛斯拉夫运动兴盛之时，其宗旨在于鼓舞斯拉夫人民强身健体，振奋斯拉夫民族精神。在深受日耳曼文化侵袭的捷克，这一运动意义尤为突出。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这项体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同政治时局挂钩，成为推动斯拉夫地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一股力量。

       既然有这么一个背景，雅纳切克自然不好完全采用德奥音乐的经典范式，搞个穿靴带帽、花马金裘的交响乐作品。于是乎，这部缩微版的“交响曲”出现五个乐章，每个都很短，演奏时间总共不过二十多分钟。乐章内部结构弃用奏鸣曲式，听不到双主题或多主题之间的穿插变化，至多用半个回旋曲式，ABA，算是有个反复，论再现部都不够格。大家猜想，雅氏追求的可能只是听上去自由流畅，节庆气氛足足的。然而，虽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弘扬民族主义的音乐作品重在展现本民族、本地区特有的旋律和音型，可也不能完全抛弃已流行多年的交响乐作曲基本规矩吧，所以从调性、和声、变格等方面看，雅氏的音乐总还是遵循着一些固有的法则。

       即便是说到雅氏在生命最后一年给卡米拉写的音乐表白——第二弦乐四重奏“心言”，不论其在结构、乐句、旋律、演奏技法上如何新颖独特，如何在情绪、气氛、表现能力上不同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但究竟还是个四重奏，用了四件乐器，演奏了四个乐章，各乐章有着相对传统的速度和表情变化。其实，从莫扎特开始，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布鲁克纳、瓦格纳、马勒，哪一位不是在音乐上破前人设的局，通过突破既定程式获得自我表达的特征？因此，当如何界定西方古典音乐的“完美程式”，这个程式是在哪一记得达至巅峰并止步发展？赶上欧陆边缘族群的音乐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追求结合到一起，便把他们的作品称为“民族主义”音乐，赋予这些作品“反传统”、“反XX”的特殊标签，这样是否准确呢？

      曹老师只是点到即止，讲座中并未联系到这么不着边际的地方。沙龙的好处就在于此，上面有人讲，下面有人想。不一定完全同意，不一定完全合拍，但是每个参与者都有收获。如果讲者与听者对于讲座主题的了解能够大致在同一水准，便会有更多的互动交流，主讲内容便成为机锋和索引，从听客中激发挖掘出更多的思想价值来。因此沙龙在严格意义上讲一定不是讲课，不是聚会，不是酒席，对于参与者的智识能力要求不亚于对主办者、主讲人的要求。虽然沙龙不像作曲，要遵循一定的程式，但没有一定的规矩，也无以体现沙龙的特殊价值。

      关于程式问题，如果联系得更远，便是艺术体制以及人间各种体系的变迁。古典德奥音乐范式上何其规整，像是一队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步兵。这个范式的形成也是经过长期的取萃，总结了人们对音乐流程的本能反应，加强了听者领会音乐要义的功能。由于音乐固有的抽象性，听客既能够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范式中感受作曲家的诉说，也能结合自身的处境体味独特的含义，所谓在共性中寻找个性。而随着后来的不断“破局”，音乐作品的个性日益突出，有些是在音乐形象描绘上偏有所指，有些是从音乐技法入手突出特定效果，有些是在作品结构上刀劈斧皴或攀援粘滞。一定程度上，音乐的抽象性无形中被弱化，作品的社会功能性后来居上，取而代之。听客需要在音乐的个性中发现共性。走到当代艺术的今天，不论是音乐还是美术还是文学，个性可以极端膨胀，使得作品的普适性不复存在，而且创作者似乎已不在乎其作品是否具有普适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天赐礼物，人间的看客听客可以百分百地赞赏和接受，也可以嗤之以鼻、不理不睬，都没有关系。这也许是一种庆幸，也许是一种悲哀。但这不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佐证吗？自由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有很多的东西随时可以选，能够有高品质的东西被选中，选定某种特殊性后还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这应该就是高尚的自由，充足的自由吧。当中国爱乐人听施托克豪森时，这种选择要比听雅纳切克来得更极端。那么凯奇的无声音乐呢。这种旺盛的供给侧发展能否普及到其他领域呢？